我看中国秘密社会_清中期广东士绅集团与天地会的冲突_孔祥涛刘平_九九藏书网

嘉庆七年十一月，兴宁县的温石二准备聚众响应博罗、永安天地会起义，“谋泄，绅士陈云岳密禀知县往捕。绅士陈逢燕先于二十一日夜率丁擒获贼首及伙党数人，由县解省正法”。在博罗、永安天地会起义失败后，士绅们积极协助官府捉拿潜逃的天地会成员。他们听从官府指挥，“抢隘捕匪，始终出力”嘉庆八年二月，“各处绅衿将（起义军）头目陈有达、贺三陇、何亚开三名拿交各委解到”。嘉庆十年正月，陈传俊与关亚孜率天地会众欲犯龙门县城，“诸生李锡韬、谭士瑛、廖羽成等督率士民，悉力堵御，设计破之”。同年秋天，陆丰县天地会首领李崇玉“集党数万，将作乱，举人张凤锵密闻于官”致李崇玉被捕杀。

广东天地会与士绅集团的冲突并不只是在二者产生经济利益之争时才发生。当天地会对其他社会成员实施抢劫，或根本没有进行危害社会的活动，而仅仅只是组建一个组织或从事非经济性活动时，士绅集团与天地会之间依然有冲突发生，这种冲突并非出于或并非主要出于士绅维护经济利益的需要，更多的是以清朝法律为据，杜绝异姓结拜团体的出现，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换言之，这种冲突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属于政治冲突。清朝档案与广东地方志中多有士绅们在经济利益没受到任何威胁或威胁不大的情况下而主动抓捕天地会成员的记载。例如，嘉庆六年八月，当海康县天地会首领林添申率众欲营救被捕会员时，“监生游世杰、附贡生欧贤星、例贡生黎骏德擒获首匪及余党，解省如律”。嘉庆七年七月，温登元、曾清浩等在永安县结拜天地会，“蓝监生访知该犯等纠众结合，因博罗会匪滋扰，恐该犯等闻风响应，随率众将温登元拿获送县审议”。嘉庆八年四月，合浦县天地会欲引海盗同劫南康圩，“廪生李遇春、符合节等赴辕告变”合浦知县“谕珠场巡检张可昭协众绅便宜靖乱。时绅士张元英等会议设册招赀，招乡勇在长房建楼于要隘，昼夜轮班堵御……面场文庠伍严夫、武痒罗炳昭仿其策行之。于是会匪、洋匪虐焰渐息”。嘉庆十年，海丰县天地会“甫经结拜，未曾滋事之前”即被官府“访闻，会营督率绅士人等拿获三十六名，获犯过半，兼获首犯”。嘉庆十八年，长乐县“会匪张作拔欲为变，保正、副监生张拔选、黄廷香领乡勇擒之”。嘉庆十九年十二月，罗亚二等在合浦县博合圩“要盟结会”当地官府获悉，“协同例贡生吴开统擒获会匪四十二名治罪”。道光十二年，“香山四大都三合会萌蘖”“附贡阮森荣议禁之”并“密谋诸父老联保甲”“率众擒其魁十二人”。九_九_藏_书_网

明确要求士绅积极参与地方政务。士绅们不但在官府授意下参与政务，而且从有关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在地方上发生动乱时，广东士绅们常常主动参与政事，协助官府清除动乱根源，甚至状告地方官，逼其辞职。如鸦片战争期间众多士绅主办社学，抗击英军，而软弱无能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因保土不力，在士绅们的逼迫下辞职。由此可见，士绅集团在地方政务上的影响力之大。

综上所述，清代的士绅阶层享有政府规定的诸多特权，这使他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体系中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应地，他们在地方上也要承担诸多职责。广东士绅亦不例外，其职责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上，士绅有权利与义务参与本地的政务，维持一方社会秩序。根据清朝法规，官员任职需回避原籍，且在某地任职有时间限制，这使得地方官对当地的情况不甚了解，“不如绅士之见闻切近”。因此，地方官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常常需要依赖介于官与民之间的士绅阶层的帮助，官府对此有时亦作出明文规定，要求士绅协助地方官处理政务。道光十三年广东巡抚朱桂祯就曾发布告示说：“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汝等知晓，汝为民之绅衿、耆老，从今往后，尽心竭力，抖擞精神，以领吾民，补吾之不足。”http://www.99lib.net

清朝统治下的广东一直是天地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天地会在近代广东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看，它在近代广东百余年的历史中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集团，它不仅足以影响广东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日常生活，亦能影响广东社会既定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并对近代广东社会的变迁有着较大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对近代广东天地会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虽有骆宝善、陈剑安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广东洪兵起义与辛亥革命前后的广东天地会的研究，对其他时期广东天地会及其活动的研究，则仅有胡珠生、秦宝琦、周育民等学者在相关论著中顺带提及，遑论对广东天地会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做考察与研究了。本文以为，要正确认识广东天地会在广东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必须了解广东天地会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而在广东天地会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中，尤以与士绅集团的关系特别重要，这是因为天地会是一个在民间有着重要影响的秘密结社，而士绅集团则代表官府治理民间社会，同样在民间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对这二者关系的分析，我们不但可以清楚认识广东天地会在民间社会所具有的诸多功能及因此而具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可以厘清近代广东基层社会的发展变化轨迹，进而对近代广东社会的变迁有个完整认识。本文拟以广东天地会迅速发展的嘉道年间为研究时段，对广东士绅集团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

嘉道年间广东天地会与士绅集团的经济与政治冲突，凸现了广东天地会与士绅集团在根本利益与政治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天地会作为广东基层社会民众的代表，迫切要求变革社会不平等系统，以享有应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此他们不惜采取武装暴动的极端方式来表达与实现这种要求。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主流文化，一向将这种变革要求视为离经叛道，清政府更是为了确保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系统而将天地会之类的异姓结拜团体，视为叛乱组织并予以残酷镇压。士绅集团作为传统主流文化的拥护者和提倡者，以及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者，很自然地成为了清政府对付天地会的坚定同盟者和急先锋。他们常常不遗余力地挑起与天地会的冲突，然后借官府之力消灭之。综观广东天地会的历史发展过程，自始至终，士绅集团都是天地会无法避免和取胜的一个冲突对象。士绅集团如此所为，主要原因在于其根本利益与清政府是一致的。消灭天地会，维持现有社会不平等系统的稳固，实际上就是维护了士绅集团的根本利益。

一、士绅在广东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阶层化特征十分明显的等级社会，其中士绅阶层在这一等级社会结构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所谓士绅，通常指在封建社会中在地方上拥有各种特权和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集团，士绅地位必须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这一社会集团内部又可以按水平划分为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前者包括官吏、进士、举人和贡生，后者包括监生、例贡生及各类生员。清朝的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享有特权，是一个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首先，在政治上士绅一般被看做是与地方官平起平坐的。士绅可以自由见官，并可参与地方政务，上层士绅还可出任官职。其次，在经济上士绅免服徭役，少纳赋税。第三，在法律上士绅享有特权。按清政府的有关法规，士绅若犯法，地方官处理违法士绅，须按特定程序进行，否则就有可能被参劾。而且，即便士绅真的犯罪，地方官亦不能对其用刑，如犯了重罪，须先革去其士绅身份，方能判决。有时士绅品级比地方官要高，则地方官非但不能对其判决，也不能革去其士绅身份。士绅可免受一般的行政处罚，只能由上级教官审判。此外，清朝法律还明文规定百姓不得冒犯士绅，否则将予以严惩。第四，在日常生活中，士绅亦拥有特权。例如，有些礼仪如文庙的官方典礼只有士绅才可参加。地方上举行的各种庆典有时亦只邀请士绅主持或参加，平民不能享受此荣誉。九九藏书网

而当天地会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时，士绅集团与天地会的冲突就更具政治意义了。嘉庆七年八月，以“同心协力讨江山”为目标的陈烂屐四起义爆发后，博罗、东莞等县的士绅纷起抗击起义军。

第四，负责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纪。这是士绅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由于大多数士绅都系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多年的浸淫，因此他们对传统文化所宣扬的纲常伦纪的宣讲势必不遗余力。也正如此，他们乐于捐献大量财物创办各级书院、社学、义学等文化教育机构，并成为这些机构的创办者或主持者，以传播儒家学说，弘扬传统的纲常伦纪。此外，他们还捐资修建文庙、贡院及其他有助于宣讲传统文化的设施与机构。

然而，士绅集团内部并非每一个体都处于绝对平等的位置。如前所述，士绅们在经济地位上就有贫富之差别。而在向上流动的机会方面，上层士绅比下层士绅处于有利位置，富裕士绅比贫穷士绅处于有利位置。这就意味着士绅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利益之争，并没有达到高度的整合。当一些士绅尤其是下层士绅对自己不利的经济与政治处境不满时，他们就有可能从士绅集团中游离出来，寻求通过非常手段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如陈烂屐四之父陈士庄系捐职按察司照磨，长兄陈志熙为监生，二人均参加了陈烂屐四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此等所为不排除血缘关系在其间起了一定作用，但希望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野心也是起了较大作用的，陈士庄愿意黄袍加身，登基称王，便证明了此点。家庭富有的平远县监生黄锦能纠人结拜天地会，无疑也是为了能改变自己相对低下的政治地位，借天地会来实现自己向上流动的愿望。而长乐县监生陈传俊纠人结拜天地会，则完全是因为生活贫苦，希望“结拜兄弟，乘机抢劫夺庄，得赃分用”，以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不过，少数士绅加入天地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天地会与士绅集团在各个方面的差别，亦即不能消除二者之间的冲突而形成合作关系。事实上，这些加入天地会的士绅通常都会被官府革去士绅身份，这倒反而加强了天地会与士绅集团的对立。九*九*藏*书*网

第三，管理公共工程及公益事务。士绅们除了积极介入政务活动，还实际管理着修路、建桥、水利及社会救济、调解民事纠纷等地方公共事务。他们为这些公共事务或负责筹款，或向政府寻求援助，或负责规划设计与临场指导，尤其是上层士绅，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地方志中对士绅们在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多有记载，如《惠州府志》就对士绅在修建桥梁和渡口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载，记载表明士绅在此间所做的贡献远大于官府与平民。

第二，在经济上，士绅掌管学田、会田等公田和大量的族田以及其他公产。清代广东的土地占有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公田和族田占广东耕地面积的比例相当大，自嘉庆年间以来，其比例一直不低于30％。这些族田和公田的经营管理者，一般都由当地士绅特别是最有权势的士绅担当。此外，团练公局、印金局、炭金局、善堂、书院等机构的公产也多由士绅掌管。士绅们虽对这些公共财产没有所有权，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从这些公共财产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再加上士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地主、富商（参见下表）因此，士绅集团实际上掌握了地方的大多数土地及其他经济资源，并进而控制了地方的经济大权。

雷冬文（博士湛江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二、清中期广东天地会与士绅集团的冲突嘉道年间的广东天地会，是以破产劳动者为领导、以普通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它体现的主要是广东基层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而且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的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使得它为了改变它所代表的这部分民众的不利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而有可能对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与等级结构体系提出挑战。而拥有较高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士绅集团作为既得利益者，自然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与等级结构体系。如此，就使得天地会与士绅集团这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互动，不得不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基于嘉道年间广东天地会的宗旨为以抢劫、恐吓等暴力手段满足成员的经济要求，而士绅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属富裕阶层，难免成为天地会的经济性暴力的实施对象，因此广东天地会与士绅集团的冲突首先体现为经济冲突。从清朝官方档案看，不少广东天地会组织以士绅家庭为抢劫对象。例如，嘉庆五年阳江县仇大钦天地会试图抢劫士绅蔡耀芳家，“尚未起事，即经营县访闻，督同绅衿查拿获解”。嘉庆八年，增城县关念棕天地会抢劫了贡生骆天骥家、监生谭澜清家，共劫得番银一千余圆及大批首饰衣物。嘉庆二十一年乐昌县何满昌天地会抢劫了贡生邓钟珍家，“劫得铜钱、衣物，分别变卖表分”。而从一些地方志的记载看，以暴力威胁士绅经济利益的天地会亦为数不少，如东莞县陈礼南天地会、合浦县陈公道天地会、香山县黄名灿天地会等，无不如是。天地会将颇具政治与经济能量的士绅列为劫财对象，不但直接损害了这些被劫士绅们的经济利益，而且对其他未受劫的士绅的经济利益亦构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从而势必激起众多士绅的激烈反应，进而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天地会势力，捍卫自身利益。如在抓捕仇大钦天地会成员时，“带领乡勇、佃户协捕之举、监、生员，不下六七十人。而举人方世型、捐职县丞钟儒献、廪生林连科、捐纳卫千总职衔蔡耀芳、武生蔡嘉载，或筹办乡勇，或拴拿要犯，尤为认真出力”。在关念棕天地会抢劫贡生骆天骥家时，监生谭澜清、刘锦云，生员袁逢经等亦率人赴援骆天骥。在与士绅集团的经济冲突中，因国家暴力机器与行政力量介入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天地会成员或被处死，或被发配，成为这场冲突中的彻底失败者。９9ｌiｂ•ｎｅt

如东莞县“土瓜圩衿耆已出资募得乡勇一千余名，闻知龙华圩被贼焚掠，即赶过龙华圩，与贼打仗二次，杀死贼匪千余名，捕获三名，贼即逃散。‘官府’以该处衿耆乡勇踊跃御贼，甚属可嘉，即经出示奖劝，使之始终防护”。其中，武举朱有韬，监生谭卫清与李琼瑞、书办陈芝荣，因捐资募勇或奋力作战而受到官府特别嘉奖。嘉庆七年冬，永安县天地会进攻县城。“知县纪先登请兵堵御，一驻登云，一驻长埔。登云则附贡温扬、义勇温存文、温度开领乡勇协防；长埔则武进士张威协防。民以获安。横流约州同职李江弟、贡生李瀚募壮勇，擒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