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万无事可做的社会成员”从传统的社会结构游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于传统的“四民”之外的一个过剩社会群体——流民、游民集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得不到正常的职业，其中大部分最终不得不投入秘密社会。

在家庭手工业和传统的一些城乡手工业部门日益破产的同时，整个长江流域农产品商品化也日益发展，这不但与家庭手工业的日益破产相关，更是由于外国资本掠夺廉价的农副产品促成的。从农民本身来看，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纺织业以后，为了换取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生产资料，也必须出售部分农产品或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以供出口和国内市场的需要。关于长江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的表现，如商品粮食的增加，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明显增长，以及逐渐形成的几个重要的经济作物区，丝绸业的畸形发展等方面，前人的论述很多，此不赘述。这里须强调的是，长江流域等许多地区的农村生产为了仰食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逐渐变成单一的经济作物生产，一旦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农民就会深受其害，变得一无所有，成为失业人口的后备军。据当时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至远方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

19世纪下半叶，哥老会在长江流域滋生蔓延并迅速崛起，成为这一地区最有势力和影响的秘密结社，并最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教会，这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特别是与长江流域的政治变化、经济改组等方面息息相关。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收集相关资料，对该问题略作论述。

然而，中国农民受到的不是自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冲击，而是外来廉价商品的冲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下艰难起步，但力量弱小，规模有限，难以吸收容纳日渐增多的广大失业人群。据统计，到1894年，在近代工业企业中就业的人口还不足10万人，这对于千万人的失业大军来说，这种就业机会真乃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找不到正当的就业、谋生之路，最终不得不漂泊流荡，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当时就有人奏称：“军兴以来……民无恒业，生计日艰。四万万人，强半游惰，其不肖者，流于匪徒……该会匪等或以游民，或以散勇，乌合朋奸，总之无业之故耳。”

自汉口以达襄樊，由长江而达瓜镇，数千余里，市廛栉比，樯帆络绎，足称繁庶之区。及臣奉命抚鄂重至此邦，顿讶民物萧条，迥非昔比……绅耆佥称，受困之由，实由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

恩格斯指出：“随着中国闭关自守局面的结束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将随之而日益瓦解，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

咸丰八年（1858）九月，王韬乘船经过浙江石门县，闻说“此间多盗，夜劫客船以为常事……其故因近行海运，山东粮艘人丁，多数失业无归，昼则群聚赌博，夜则相率为盗，捕之则党羽甚多，每易滋生事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即筹复河运”试图恢复旧的漕运体制，但由于“帮丁尽散，粮船尽毁”、运河淤塞等原因，几经周折，于同治十二年（1873）仍决定江浙漕粮交由商船河运，其余各省包括苏松粮道以外的江苏其他地区，改征折色。

长江中下游航运业的衰落，大量水手、纤夫失去谋生手段而沦为流民或游民，这为长江流域以及运河地区的哥老会、安清道友（青帮）为主体的秘密社会的空前发展造成了庞大的后备军。19世纪60年代末，地主文人陈锦就指出：长江运河“匪势益横，曰哥老会，曰安庆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此类根柢于仙（女）庙，枝叶苏、沪，蔓延于京、瓜、清淮，萌蘖于金陵、芜、六”，已经开始在长江中下游蔓延、成长。九_九_藏_书_网

传统的榨油、制糖等其他手工业部门的命运也大致如此。

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面临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上在在充斥着的散兵游勇问题。大批散兵游勇主要出自两途：一是战败后大批太平军和各地起义军的幸存者，出于躲避清政府的政治迫害等原因，并没有全部返回原籍或就地务农，而是隐姓埋名，浪迹四方。如安徽：“皖北各处半为捻逆旧巢，皖南尤为客民麋集……自肃清后，虽著名漏网匪首陆续捕除，而降众散勇当不一而足……此等游手之徒，势不能悉安耕凿。”

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把中国当做它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生产原料的基地，尤其是前者商品输出占主要地位。虽然中国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城乡手工业，曾经对外国的商品输出进行过极顽强的抵抗，但终究至多只是迟滞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进程，而不可能阻止这种侵入。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约的签订，又使外国资本主义迅速把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侵入内地，特别是富饶的长江流域。1858年的《天津条约》、1960年的《北京条约》规定长江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个口岸；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又规定开放宜昌、芜湖。规定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虽术辟为通商口岸，却准许外国轮船停泊，而重庆则“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由于这些已开辟或暂未开辟但允许外轮停泊的口岸，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长江腹地建立了侵略基地。另外，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控制和把持的中国海关，关税协定范围扩大，税率降低，有关“子口税”的规定使外国商品避免了内地重重税厘的征收，这极有利于外国商品向内地的行销。在1870年至1894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净进口总值由4000万海关两上升到12900万海关两。25年中，进口增加了2.22倍。商品输出在地域上也有显著的变化——进口洋货不再只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倾销，而是在华北以天津为基地，华南以广州为基地，华中以上海、汉口为基地，向内地呈扇形推进，而以华中一路沿长江向上游四川腹地的伸张，最为明显。特别是长江中游的汉口，自从1860年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迅速成为外国商品向长江中上游以及内地行销的一个集散中心。四川、陕西、湖南进口的外国商品，也直接由汉口运来而转输这些省份。湖南湘潭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就是汉口转运洋货的一个重要中转站。这些被转运的洋货，尽管绝大多数由中国商人经营，但仍被作为外国人所拥有的货物，使用子口税单。这个时候，汉口有许多洋行以出卖子口税单为业，专门出售税单的洋行就有6家。汉口上游的宜昌，在1878—1880年3年之间，用子口税单运往内地的货物，增加了66倍。再如安徽省芜湖在1877年正式开埠时，洋货进口货值（净进口）89万海关两，到1899年增为700万海关两，增加了7.79倍。浙江、江苏等省的进口货物情况亦复如是。在浙江，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宁波、温州两个口岸，对浙江各地倾销商品，1877年这两个港口洋货净进口约620万海关两，到1894年达760万海关两。这一时期，输入的洋货主要是鸦片、棉纱和洋布。鸦片的输入，使白银外流、银贵钱贱；而棉纱、棉布的大量倾销，又使得广大城乡家庭手工业迅速解体。在宁波—带，“光绪十年（1884）后，外人益谙吾国民嗜好，乃有各种膏布输入……耕夫村妇，周体洋货”；19世纪末，安徽长江两岸一带农村“乡人衣着，大半仰给于洋纱布”，霍山“名家机布，今已无传”；1883年，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每个村庄里都有英国棉线出售，每个商店货架上都可看到英国的棉线”，松江府其他厅县也是“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大量的洋纱、洋布源源不断地涌进长江流域的广大农村，使这些地区的农业和手工纺织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趋于分解和破坏，成千上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失业或半失业的流民或游民。19世纪末，就有人指出：“中国开埠通商垂六十年，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极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廿一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失业无依者，犹如恒河之沙。”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313页）估计，1840—1894年，农村纺织户人口减少达6830000人。http://www.99lib.net

同治十年春，皖、浙交界处的广德、建平“竟有匪徒滋事，尚非客匪，乃粤逆之漏网者”。

中国的旧式航运业虽然规模较大，但毕竟木桨难敌轮机，人力竞争不过机器。随着外来商船的逐年增多及其全面染指中国的沿海航运和内河航运，加上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兴起，中国的旧式传统航运业遭到致命重创。19世纪6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沙船业即已急剧衰落。鸦片战争前，上海约有沙船三千五六百号；到50年代时，已减为二千余号；到70年代，仅剩四百余号；至19世纪末，还存四十余号。同治八年（1869）恭亲王奕诉奏称：“上海沙船，从前极旺，一经洋商准装豆石，遂致数千只沙船尽行歇业，数百万家资之船户，亦为贫民，其舵工水手，更无路谋生。”

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棉纺织业，同时也打击了其他手工业部门，造成了传统手工业的普遍萧条。安徽芜湖手工炼钢业的由盛而衰，很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手工业炼钢一直是芜湖传统产业，早在明万历年间，芜钢即已问世，其中以卜家的钢产品首屈一指。清初，芜钢进一步发展，芜湖生产的刀剑、平底锅、犁头、斧头、剪刀等铁器畅销各地。乾嘉年间，芜湖“铁工异于他县，居市廛冶钢业者数十家”但好景不长，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制洋钢及其钢制品的入侵，迫使芜钢的生产规模和行销区域日益缩小。光绪四年（1878）芜湖进口的钉条铁和铁丝，由以前的413担增至6838担，次年再增加至7000余担。在洋钢的冲击下，芜湖传统手工钢坊无法匹敌，纷纷歇业，至1884年，所剩的两三家钢坊合并为一家，牌名同春福；虽苦心孤诣竭力维持，但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终归倒闭。民国8年编《芜湖县志》就此写道：“（芜）钢为旧日驰名旧物，咸丰后尚存十四家，均极富厚。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通商以后，洋商以机炉炼出之钢输入，此业遂辍。”由于洋钢的大量输入并以九*九*藏*书*网低价压倒芜钢，盛极一时的芜钢成了明日黄花，杳无踪迹。

光绪二十八年（1902）漕运总督陈夔龙奏：“自元明以来，丁壮逐河漕之利；河流北徙，漕运改章，向之千指万插者，今则悉成游手。”

因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造成的近代中国失业人口、流民和游民的大量存在，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崛起，并迅速凌驾于原先这一地区以乡土农民为主体的斋教等秘密结社之上的最深刻、最直接的社会根源。

传统的手工业被新兴机器工业取代，传统的手工产品被机器产品取代，从学理上来说，本应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就近代中国而言，是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发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充满着浓烈的破坏性、悲剧性色彩。外国资本主义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平等条约造就的种种特权，对中国传统经济百般摧残，造成了中国的手工业部门普遍发生了萧条和衰退。因此，这个过程给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带来了灭顶之灾，千千万万的手工业者失业破产，丧失了生产资料。如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而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自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长江、运河上的帆船运输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首先看安徽。光绪二十五年安徽巡抚陈彝奏：自长江轮船畅行，平时江船生意大半为其所夺，而臣来往江上屡乘招商轮船，所有水手大抵皆广东、宁波、上海之人，而非湖广、江皖平日操舟之人。

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些走私“枭船”有时也堂而皇之穿梭其间。如道光十年（1830）左右，“两淮巨枭黄玉林以仪征老虎泾水次为汇聚筹运之所，以湖北阳逻、蓝溪为屯私发卖之处。大者沙船数千石，三两连樯，由海入江；小者猫船载百石，百十成帮，由场河入瓜口。长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则劫掠屯船转江之官盐”。

湖南。湖南巡抚卞宝第奏，轮船在长江通航后，行客货商均以附轮为便，江船及陆路小车无人价雇，此辈悉成游手。

长江流域由于优越的水运自然条件，自古以来航运业就十分发达。以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为例：在海运方面，清嘉庆、道光年间，“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沙船聚于上海者约三千五六百号”。所谓沙船，就是“江南海船……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故名。“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

江西。光绪十四年（1888）江西巡抚德馨奏：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皆雇用民船，帆樯如织。自有轮船驶，附载便捷，商贾士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轮船。光绪二、三年以前，过关（九江关）轮船每年尚四五百只，近年多至七八百只。

湖北。光绪十二年（1886）湖北巡抚奎斌奏称：即以湖北一省而论，臣道光年间随往湘南，曾经路过九九藏书。

江苏巡抚李鸿章亦称：“沙船停白日久，船身朽坏，行驶维艰，业船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手十余万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为匪。”

笔者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曾列出《光绪年间哥老会成员出身背景简表》（未刊）通过此表可知，在所列217名有明确出身背景或职业的哥老会成员中，其充当各营弁员、营兵、勇丁及武举、武生出身者，占121名，几近60％，充分说明了哥老会的盛行与社会上大量充斥着的散兵游勇的关系。此表还反映出一个现象，哥老会成员中有明确籍贯者为180人，其中湖南、湖北籍占92名，占一半数稍强；而湖南、湖北籍的哥老会员其“结会地点”却大都不在本籍，而在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并且，光绪中后期以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湘军兴起后，两湖地区投营充勇者特别多，因而哥老会成员也相应增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湖哥老会沿江向中下游、运河地区伸展势力的趋势。

在长江和京杭大运河这两条重要的水运航线上，除了民间商船，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漕船、盐船以及客运船只来往穿梭。在京杭运河上，每年有6000余艘漕船往返其间；湖广漕船则集于汉口，经汉水入长江，顺水而下抵江苏仪征再转入运河，这些漕船“每岁转输东南漕米数百万石，由江河运河达通州”。由于湖广是淮盐引地，并素称“畅岸”销量占两淮引盐总销量的一半以上，“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转移”故每年也有大批盐船从仪征起航，溯流西上。

在内河船运业方面，鸦片战争前，“每年从长江及其支流各个口岸开至上海的船只计达5400艘。这些船从不出海，它们把内地货物运来供给南北洋船运走”，上海之所以成为较早的一个近代化城市，十分得力于是长江航运与沿海航运的交汇点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

另可注意的是，清代后期漕运政策的变革以及最终于20世纪初漕运的废止，对借漕运存活的数百万人民来说，打击尤大。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后，清政府的漕运通道被太平天国控制，漕粮河运停顿，改由海路输粮，大量纤夫、水手生计无着，流落各地。丁显《河运刍言》对此作过评说：“漕运全盛时，粮船之水手，河牵之纤夫，集镇之穷黎，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笔者按：指太平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

总之，正如美国国务院存档《中国文件》中指出：“自1860年长江开放汽航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民船，都被迫退到长江的支流内去航行了。这些被迫退入支流的船民，与早已充满了支流的船民，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船民穷饿而死的难以计数。”

江苏。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称：

以上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的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崩坏、旧式航运业的衰落的分析，清晰地印证了这一论断。

长江流域旧式航运业的衰落，与长江中下游哥老会的崛起也有密切的关系。

二是大量被裁撤的清军营伍勇丁。这是散兵游勇的最主要的来源。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先后遣撤湘军数十万。淮军在镇压捻军起义之后，被裁98营，共5万人，几达淮军半数；继后，又陆续裁撤，到20世纪初，被裁殆尽。绿营也大规模裁撤。自同治二年（1863）至光绪十九年（1893）有明文可考的共裁绿营兵17.3万人，实际情况远不止此数。甲午战后，绿营又被裁6万名左右，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绿营被基本裁尽。新兴的“练军”也有被裁的情况，如光绪二十六年（1908）两江总督刘坤一裁江苏练兵1981名；安徽1296名；江西822名。这些勇丁被遣散之后，生活无着，纷纷流向秘密社会。刘坤一指出：沿江各省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黄翼升也奏称：“查外间所称哥老会，多是游勇相率为匪。”藏书网

东南古称泽国，小民多倚舟楫谋生。自为轮船所夺，其贫苦失业流为盗者、贼者比比皆是。私枭、会匪之充斥，职此之由。小轮便捷，内地纵横，攘夺侵牟，不可究诘，不独驾舟负纤者难于觅食，即在操奇计赢者亦无以资生。聚数百万困顿之徒而莫为之所。

太平天国失败前后，长江流域充斥着的大量的散兵游勇、盐枭私贩，对哥老会势力的发展与壮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发达的旧式航运业，不仅沟通了全国各地的商品流通和经济交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众多的劳动者得到了佣工糊口、谋求生计的场所。道光年间，聚集上海的沙船水手共有六七万人；藉漕运谋生的人数更多，仅漕船人员一项，“以每船20人而论，现（嘉庆十六年三月）用者计八九万人”，其中“沿途随雇之短纤”者尤不可胜记，因为“各省粮艘北上，每遇闸过坎及急流浅阻，必须人力挽拽”其人数“多至各船水手数倍”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以及运河沿岸小城镇中依傍漕运而做小生意的一些小商小贩，估计不下数百万人靠漕运糊口存活。另外，在长江流域江湖港汊中从事各种运输业的内河船只上的舵手、纤夫、水手帮工，更难以数计。

面对“各省均有散勇”、“各省均受散勇之害”清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最初，对待日形严重的游勇问题，清政府并未采取或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光绪元年（1875）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政府建议对遣撤勇兵“宽为收标”又查该哥匪等半系军营遣撤弁勇，其中竟有二三品武职人员，前曾充当偏裨，易于招呼丑类，且系久经战阵，尤恐猝为厉阶，此辈甘为游荡者固多，其迫于饥寒者亦复不少，可否仰恳饬下湘鄂等省宽为收标，仍照江西奏准章程，给予半俸，既得升斗以养身家，且冀补署有期，不至自甘暴弃。所谓“收标”就是以遣散勇丁、游勇来挑补绿营的兵额。经过多年的战争，长江流域的绿营几乎荡然无存、毁弃殆尽，战后，清廷念念不忘恢复绿营制度，以收归业已旁落于地方督抚手中的兵权，并曾建议以湘军来挑补绿营，但此举遭到了曾国藩的反对：“挑补兵额之说，近多建此议者。臣窃不以为然。盖勇丁之口粮，一倍于马兵，三倍于守兵。马兵之缺极少。守粮月支一两，断不足供衣食之需，请肯于数千里之外补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朴实之勇，补之以绿营之缺，必不情愿，甘愿补者，皆游惰无归者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了世世代代附丽着土地的破产农民以及一些传统手工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