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六大”以后，红军虽然先后发表过《告全国士兵弟兄书》和《告绿林弟兄书》号召他们参加红军和土地革命，但收效却不大。

（1）对青红帮、小马子、流氓、土匪的政策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扩大宣传，应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和深入到他们的群众中去，夺取其群众，使其群众反对其首领。为此，党必须用土地政纲及革命群众反豪绅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各种斗争去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二是务必变统治阶级利用他们进行压迫工农的可能为反对统治的力量。三是党要积极向秘密结社的群众宣传，只有推翻统治阶级，参加工农革命，才是他们自己正确的出路。四是对于坚决不改造致侵害穷苦民众利益，不接受革命政纲的土匪首领，党必须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坚决消灭之，绝不准其乱拿红军、共产党名义架票（即绑票）抢穷人的东西。五是要告诉他们的群众，红军是穷苦群众的军队，共产党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党，他们反对豪绅、地主、国民党、帝国主义压迫工农、欺骗工农，以此引起其内部的分化，使穷苦工农转到工农方面来，自己铲除同豪绅、地主、国民党一样压迫自己的土匪首领。六是真心改变的土匪、青红帮、流氓下层群众，在生活上应指示他们正当的出路，他们一样须有分田的权利，做苏维埃的公民或工农会的会员。七是应尽量设法使土匪停止烧杀行为，从而使他们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八是在军事上不能随便收编，具有下列条件（土匪愿受红军改编、革命势力能克服土匪势力、土匪与统治阶级没有勾结、不是失掉阶级性的老土匪）时，可用别种名义指挥他们与红军一致行动，绝对不准土匪随便扯红旗，应使其扯有革命意义的红旗（如人民自卫军）做铲除豪绅地主等工作。同时派同志到土匪中去，夺取其群众，改变其质量。九是对于现在已经在工会、农会或苏维埃机关内，以至党内的青红帮、流氓、土匪分子，要考查他们原来出身什么阶级，要考查群众对他们过去行为的意见和他们现在是不是坚决执行革命的政纲，站在工农利益方面或豪绅、地主、国民党方面而决定是否可以留他们在工会、农会或苏维埃及党内，当然这些分子加入党或工会农会的条件要比其他的雇农、贫农分子审慎严格些。

党员可加入土匪队伍，而土匪也可加入党组织特支。

为纠正上述错误倾向，发展红军武装和开展土地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极重视从理论和政策上解决会党土匪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信》中，集中分析了会党土匪的基本成员——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流氓）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精辟地阐明了党对游民无产者的理论和政策原则。信中指出：“你们那些地方的党，不仅要防止富农侵入，还要防止流氓侵入。我们不是站在资产阶级地位反对流氓，那些富农得权的地方他们是反对流氓的，他们是把打流氓如同打土豪一样地打的。我们的观点完全与富农相反，我们是同情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的。我们是承认流氓有革命性的，在农村斗争初起时，流氓还是革命的先驱者。我们所反对的是流氓的思想——流氓的政治主张，他们是大烧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子到处乱跑。这些主张和行动，都是与我们的主张和行动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坚决的反对这些主张和行动。我们要准许流氓分得田地，要准许流氓参加适当的工作，要准许他们有苏维埃的选举权被选举权……我们对流氓的策略是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

江苏是当时全国土地较集中的地区之一，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而各地会党林立。对此，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就明确指示，对农民中各种秘密团体应该“（甲）竭力与他们的首领发生关系，利用这种关系，去和他们的群众接近而进行工作，以冀夺取他们的群众，帮助农会的发展；（乙）暂不反对他们团体中的迷信教条，但须设法改变其信条的内容，使之成为革命的助力”同时还应“派人加入青红帮及‘理门’中去活动组织”。因此，在中共的引导下，一些秘密社会组织卷入了农民运动。1926年7月浦东、塘桥等地的农民在青红帮等秘密结社的组织下掀起了反对苛捐的风潮；泰兴少数青红帮首领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这些会党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在宿迁、淮安、泗阳、涟水、溧阳、镇江、丹阳、金坛等地活动频繁，对此，中共江苏省委在制定农民暴动计划时作了具体分析，指出江北地区“土匪集中，会党林立”那里的农民暴动应“与土匪运动相呼应”；而徐海一带的枪会组织由于领导权“大都落在地主豪绅之手，或小地主手中。他们对于反对捐税、反对溃兵土匪，甚至有时反对豪绅，是革命的。但在农民中的经济斗争上，实行抗租及‘耕者有其田’，便会被这般领袖所拒绝”因此，“我们应一面促进其革命方面的行动，一面设法夺取其群众，不可专与首领敷衍”。这一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对会党策略也是正确的。

在关于大刀会、红枪会等枪会组织的策略中又指出：“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伟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大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革命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99lib•net

根据省临委的复示，六霍县委派了一批精干的共产党员，打入大刀会内部，利用当地农民容易接受的“结拜兄弟”等方式，联络感情，向会众进行革命宣传，揭发会首的欺骗，争取下层会众站到革命方面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六安县的独山、麻埠，霍山县的燕子河、黄粟杪等地的大刀会，其内部很快起了分化，会众日益倾向革命。到10月间，六安县已建立区委5个，六、霍两县有党支部28个，共产党员207人，农民协会会员达1500人。金家寨、独山、两河口等地已成为农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地区，并在发动农民抗租、抗债、抗税的斗争中，组成了秘密的农民武装，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

对会党流氓分子不讲原则，一味迁就，不注意政治思想教育改造。“让他们到苏维埃机关内，甚至于到党内、游击队内专权乱闹，压迫穷人，以为勾结土匪，工作上好一些，或对于假红军共产党名义，架票的土匪不敢公开用工农群众革命的力量去制裁他，不坚决消灭他们的领袖，不领导他们的下层群众，找正确的阶级出路，甚或和他们一样的行动。”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游民阶层的膨胀，中国秘密社会的基础更加扩大，并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剧烈分化，有的甚至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所收买，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但是，国民革命后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这表明全国民众没有得到丝毫的政治经济解放，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豪绅阶级不可能收买全部的秘密社会组织，他们所能收买利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很小的一部分，而大部分仍然处于非法的反抗政府和社会的地位。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社会组织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共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中共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出发，在农村一方面对秘密社会采取联合的政策，设法取得其实力，以壮大工农红军和革命武装；另一方面寻找机会打入秘密社会内部，用争取教育改造和分化瓦解的办法，夺取其领导权或消灭之。这些正确的政策策略使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根据地党政军建设不断得到巩固，革命形势迅速好转。但这一时期中共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党对待秘密社会的态度和政策，给革命带来诸多不利。

1930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特别就流氓问题作了重要决议案——《流氓问题》这个决议首先分析了流氓的来源、社会地位及其作用，指出：“半殖民地中国因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大为破产造成巨大的失业群众，又不能有大规模民族工业吸收他们，这个失业群众没有出路，因此造成大批的流氓。”

“设法专派好些的同志去实行，参加其中起分化作用，引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阶级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宣传。”

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游民阶层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流氓无产阶级一样，完全是反革命的一帮，没有任何革命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不能和流氓土匪有任何联系，否则就不成为“科学的革命党”因此，主张打流氓土匪如同打国民党反动派一样。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斥会党土匪的政策，其执行的后果使会党工作从过分强调会党革命性的极端走到完全否定其革命可能的另一端，以致在党内和红军根据地内部，反“AB团”、“大刀会”、“兄弟会”的斗争接连不断，肃反严重扩大化，给党和红军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如1928年2月，闽西上杭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竟把土匪也和国民党一样打，结果招致土匪伙同反动地主武装联合进攻苏区。在井冈山，1930年春当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时，由于“左”倾思想干扰和宁冈一带土客籍矛盾带到党和红军内，致使王佐、袁文才两位早期曾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出过力的有影响人物竟被自己的同志所杀害，结果把其手下一大批人推向敌人，联合反动派向根据地进攻，使宁冈全县组织遭到破坏。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根据地全面推行后，这种情况在根据地更为严重，致使红军和赤卫队不得不用相当的力量同流氓会匪作战，或避开其锋芒，形成了革命势力被孤立的被动局面。

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对会党土匪游民不加分析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对凡加入或做过青红帮、流氓、土匪的就捉或杀”，迫使他们完全走入豪绅营垒。1927年10月，中央强调，对参加农运的土匪流氓应努力“促成其分化和崩溃”对杂色武装“未暴动之先可利用他们中立，但暴动一经发动必须要立刻解决他们”。党的“六大”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清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www.99ｌiｂ.ｎｅｔ

当时一种错误倾向是夸大会党分子的革命性，无条件地拉拢土匪，收编土匪，认为“土匪主义（Tufeism）亦是革命中的一种有力的动源”流氓会党“客观上是革命势力之一，不可轻视”甚至断言：“谁在中国怕‘土匪流氓’玷污了‘科学的革命党’，谁便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改良主义的市侩。”

尽管这些人的加入影响红军的政治素质，但红军“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

总之，“在宗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里（红枪会等等）我们应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入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斗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

根据中共“六大”关于秘密社会的方针政策，各地党组织在实行工作重心转移、开辟农村根据地和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对具有不同历史渊源、性质和特点的会党土匪绿林武装，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争取教育改造，正确处理了与会党土匪绿林武装的关系，把许多地区的洪会、三点会、枪会等会党群众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并成功地对一些绿林土匪武装进行了改造和整编，从而为根据地的党建、政建、军建扫除了障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历史上与中共有一定联系且倾向于革命的会党绿林武装进行争取教育改造。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开辟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成功地争取教育和改造了以袁文才、王佐为首的绿林武装，使其最终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最具代表性。二是对缺乏明确政治目标，具有很大封建性和破坏性的会党组织的争取改造。以争取改造吉安县东固三点会惯匪段起凤部为代表。三是对不堪忍受压迫长期坚持与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地主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会党武装组织的改造。以中共湘鄂西前委争取、改造和收编湘鄂川黔边的神兵武装为代表。四是对受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控制利用的会匪武装实行分化瓦解与必要的打击相结合。以中共打击鄂豫皖边界的红枪会和洪湖地区的北极会为代表。

9月12日《中央通讯》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进一步规定：“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士兵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斟量以解散或改编。但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在组织武装起义和秋收暴动时都相当重视联合会党势力。在湘赣边界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并向农村退却的过程中，就联合了会党群众，并“有两三股土匪自动的要求和工农军合作”。同时，湖南省委也明确指示：“对土匪及会党——我们应密切的与会党合作。我们所活动之处均须与会党接头，向他们宣传士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所没收土豪劣绅之财产可分给他们。农协可准他们办，但不可使他们破坏我们的组织。”

8月25日中央在致安徽临委的信中再次强调：“土匪流氓都是失业的农民，并且他们都是土地革命积极的农民，他们打出的‘劫富济贫’的口号，实带有土地革命的精神，但我们对于他们不可抱一种‘利用’的心理，而应将他们看做我们的弟兄，然后才能真正引导他们参加土地革命，农协应容纳会党土匪，我们的党也应当容许极革命的会匪分子加入。”

指出：“民团土匪的社会成分，这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有些地方的农民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民团更多是农民被雇佣为团丁的，所以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政纲，成立秘密的组织如党的支部等，吸收些武装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来。”ｗwｗ•99lib.ｎet

（2）对枪会的政策策略：在平时，主要是应以土地革命的政纲消灭他们反动的组织纲领，在斗争中分化其群众，夺取其领导。具体方法：一是利用各种社会职业和社会关系，派人打入枪会组织做群众工作，并领导群众反对豪绅地主老师的斗争，使其不为豪绅地主老师所利用；二是在枪会所在地组织农民委员会，号召枪会群众参加，以接受革命的领导，脱离封建的影响，从而瓦解枪会组织；三是扩大政治影响到枪会中去，在枪会中间深入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用传单、标语、宣传、布告、写信及其他各种有效方法向下层群众做宣传，使其分化，鼓动群众参加红军；四是利用在反动区域出来的群众做宣传工作，不可杀戮；五是利用争取过来的枪会领袖到反动区域做工作；六是在打开枪会乡村时，须用抚慰队，抚慰枪会的家属，绝对禁止烧杀，并注意其组织；七是在白色乡村我们的政治影响到成熟时期，须斟酌客观情形，即改变枪会组织为赤色组织或灰色组织；八是对于有群众的反动枪会首领不能即时杀戮，必须向枪会群众宣布其罪状后才能镇压；九是对赤白对立的地方枪会，应用武装镇压与政治宣传双管齐下，但以不用武装解决为原则；十是最根本的，是党对土地革命一般策略运用的正确，扩大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影响，更容易分化枪会群众。对枪会政治宣传的要点是：一是豪绅地主成立枪会，是为他们自己保家，穷人出钱加入枪会并没有一点好处；二是穷人入了枪会以后，还出门站岗，出发打仗，稍触学东的怒，还要被打罚，甚至送掉性命；三是学东对学生几乎有生杀予夺之权，穷人入枪会以后，不但要受豪绅地主的一层剥削，并且加上一种压迫；四是打破学生视枪弹不入身的心理，并揭穿老师一切骗人的鬼话；五是说明共产党的主张、苏维埃的政纲法令、红军游击队的行动纲领，揭破豪绅地主的一切造谣污蔑；六是派游击队、特务队、袭击队等，袭击枪会的中心，解决其首领，解散其组织，并尽量吸收其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战时，主要是要瓦解枪会的组织，解决枪会的武装和首领，夺取枪会的群众。由于枪会声称“刀枪不入”作战初往往来势凶猛，但只要击倒一个，便会吓倒一群，他们回头就跑，此时应给以猛烈的追击。因此，红军的战术应该是：一是作战部队必须配合刀矛，最好是长柄红枪和脚鱼叉，并宜多带手榴弹，如有机关枪和手提式更妙；二是瞄准要精确，射击要沉着，火力要集中，务使射击一开始就要能打倒他们几个；三是避免过早发枪，等他们进到我们枪火最有力的地界内再开始射击；四是在山地作战时，兵力的部署在可能范围内要有倒侧击或包围的布置，但不要过早暴露目标；五是在他们有险可凭时，红军要特别注意技术，如攻城破塞时，可用挖地洞城墙的方法，攻水围子可用车干壕水的方法；六是在对战时，要运用宣传要点和各种有效方法，对枪会群众尽量施以文字的和口头的宣传鼓动，促使起其内部分化；七是在战场上要集中火力射击他们的首领（老师作战时，往往在最前头，拿把短刀，手执令旗，学东、队长等多佩盒子土枪督战）如果发现他们动摇或退却，即须给以猛烈的追击，但要集中兵力，有预备队，防其反攻；八是俘虏来的枪会，只宜解决其首领及著名的反动分子，对其群众在加以深入的宣传、给以好的影响后，便可以释放回去。所有这些政策策略和经验，都大大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

同时，认为“流氓会打仗，我们不应该排除他”“三教九流都可收容，犯法的办他就是”“只要官长领导得好，士兵的组织成分是不要紧的”“现在不要打击流氓，总暴动时打击流氓不迟”等。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各种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意识一个时期在红军内泛滥，也严重地妨碍了红军任务的完成。1928年2月中共安徽临委恢复后，沉溺于土匪刀会运动，而忽视暴动群众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6月5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写信指示安徽省临委，指出大刀会及土匪，不能幻想“整个成为我们的武装”；7月底任弼时又当面告诫安徽省临委的同志，要将基础转到工农方面来。同年4月，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在“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下，忽视发动工农基本群众的工作，幻想利用大刀会、土匪武装，组织暴动，致使东北的工农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恢复和发展起来。因此，“过去少数地方党部联合刀会土匪的领袖，以及幻想整个刀会土匪的组织转变到革命方面来，都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红军来源时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原叶贺旧部、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浏和湘南的农民只剩下三分之一。“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

一、中共联合秘密社会发动武装暴动的指导思想大革命失败后，目睹买办大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阶级利用秘密社会势力镇压革命的事实，党痛感研究秘密社会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随着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从理论上和政策策略上正确回答秘密社会问题更是一个重大课题。因为首先无产阶级要向农村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和会党土匪打交道，处理好同它们的关系，否则就不易站住脚。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由于政府干预力量有限，且回旋余地大，所以历来是会党土匪最活跃的地方。1929年5月，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认为，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就是土匪”“因为土匪的头子是很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时要将他们一网而尽收之是不可能的事。边界天然的形势是利于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亦危矣”。这段话足以说明共产党要搞工农武装割据，不解决会党土匪问题是不现实的。其次是因为在反革命势力重重包围中的红军和根据地，要获得发展壮大，也难以排除会党土匪绿林武装的加入。99lib.net

二、中共争取教育改造秘密社会的政策与策略各地武装起义和秋收暴动后，鉴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和敌人占据中心城市的形势特点，中共开始有计划地先后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转移，以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此同时，农村中十分严重的游民会党土匪问题深深困扰着根据地的开辟、巩固与发展，影响着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因此，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包括会党土匪的力量）使弱小的力量在四周白色恐怖的严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来，这是党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必须解决的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对此，1928年中共“六大”根据新的形势和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会党土匪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作出了专门的决议。在关于民团土匪策略的决议中规定：“党应在民团土匪中宣传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

。流氓的阶级地位和社会职业决定流氓无产者具有以下一些特性：（1）反组织（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2）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3）雇佣性重；（4）破坏性重；（5）阶级意识模糊；（6）反群众；（7）反社会主义；（8）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9）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据此，“可以断定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说来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的，随时有叛变做反革命走狗的可能”因此，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

在安徽，中共六霍县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在发展农民协会、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对当地的大刀会组织也采取了联合的政策。1928年4月26日，六霍县委就如何对待大刀会问题向中共安徽临时省委作了报告。报告称：“在县委未改以前，曾派几个同志到夏部工作，他们都没有方法打到夏部的群众里去，不能起作用，不久都各退出来。最近又派同志去调查。以我们的观察，我们要影响大刀会的群众，除非我们去里面工作并采取与他们一样的形式，否则他们就难接受我们的宣传。”

而对南方以“劫富济贫”为标榜的会党土匪，“假使能领他们上正确的革命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这些会党土匪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我们既要懂得会党土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8月3日，中央命令湘鄂粤赣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于其周围，实行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进一步指出：“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

在中原华北地区，中共还针对大革命时期枪会活跃的特点，派大批同志回原籍，利用枪会组织工农举行武装暴动。1928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发动固始大荒坡起义时，共产党员张相舟、徐智雨就以办红枪会为名，组织了七处农民协会，会员达二百余人。1929年12月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要求地方党组织在农运工作中“注意枪会、仁义会、光蛋会、青红帮……工作”；在“肃反条例”中强调“凡参加反动团体（如铲共会、联庄会……的群众，中途觉悟者一律免刑”；在《群众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就枪会的性质和过去枪会运动的经验来证明，假使忽视了枪会运动或是策略的错误，就可能影响到全部的工作，甚至可以影响到当地党的生命。”９９lib•ｎｅt

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解决秘密社会问题。早在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时，就初步总结了党对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做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这些“流氓群众为了争取他们的社会生存地位，有各种秘密结社，如长江沿岸的青帮和红帮，闽粤赣桂南洋的三点会，云贵川湘鄂陕甘的哥老会，闽粤南洋的致公党，福建的符子会，苏皖鲁豫的大刀会，顺直一带的在理会，东三省的胡匪，北方各省的红枪会及其同类团体，南方各省的三合会及天地会，洞庭湖沿岸的汉留会，上海的三K党，南昌的兰花会，湖南的青龙会，长沙的蝴蝶采花团等，名目不一，到处都有，但组织很散漫不统一，又多带封建性”

三、中共对农村秘密社会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纠正农村秘密社会工作虽然在武装暴动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绩，但由于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对会党土匪缺乏正确的估计，在争取教育改造秘密社会时仍存在一些错误的观点，从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党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正确处置会党土匪游民问题。

省临委及时批复了六霍县委的报告，表示同意对大刀会所采取的策略，并强调指出：“不要使农协与刀会成为对立的团体。我们一方面要使刀会内部群众对农协表示同情（农协是为大家谋利益的，刀会亦应如此）另一方面以农协的所作所为影响刀会，在不违背上述的原则及夺取群众的必要上，我们可以设香堂收徒弟。”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对游离于社会的游民会党土匪分子采取了积极灵活的方针政策，从而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会党土匪武装，不仅扫除了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一大社会障碍，而且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对会党组织还形成了“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的策略总方针，积累了许多争取改造会党土匪工作的经验。主要有：

但是，“不要他们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占多数；不要他们在一切地方居领导地位，除非他们是在斗争中洗刷了错误的观点的人。至于党内要坚决防止流氓成分的增加如同坚决的防止富农一样”。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述为党解决游民问题奠定了思想依据。

南阳会议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虽仍有某些“左”的影响，但总的政策原则是对的，这为争取和改造会党土匪组织，纯洁党的队伍，建设红军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各根据地和红军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对游民无产者的政策，指出：“在紧靠暴动前，工人农民及其他民众，被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无产者。”

由于中共对会党和土匪采取了比较明确的联合政策，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组织在发动武装起义和秋收暴动时，较为有效地联合和团结了乐意参加革命暴动的会党群众和绿林部队，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扩大了革命阵营，为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这些人，党的政策是“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及其他依附剥削阶级积极参加反革命的分子”而争取其群众的主要办法是“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照一般革命民众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并给予选举权”。这一规定正确划分了游民无产者的成分，使党对游民无产者的政策建立在更加符合实际的基础上，从而为党和红军在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下，正确处置会党土匪分子提供了科学依据，雄辩地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的正确。

具体地说，一是在政治上，“在特殊环境之下可以临时利用他们，使之脱离统治阶级的地位，然后再对他们加以适当处置，或临时利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统治阶级”但无论怎样，不能对其“有丝毫让步”二是在军事上，“在流氓其有反革命阴谋时，或有反革命可能时”“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不但消灭他们的首领，必要时还须消灭他们群众的一部以至全部”三是在思想上，对于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诸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同时对于那些流氓习惯还少的人应该加以适当的教育”四是在组织上，“要认清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务”只有在党内刷洗流氓成分，克服流氓意识，“才能保障红军这个工具为工农阶级所用，而不致被流氓领导了去走入歧路，使革命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