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甲必丹与华人秘密会党的结合，保证了他在华人社会中无可争辩的地位，也保证华人秘密会党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雪兰莪惠州人组成的海山会就是其中的一例。海山会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其领袖就一直由各个时期担任华人甲必丹职务的邱秀、刘壬光、叶亚来、叶致英等包揽。海山会这种推举首领的方式于海山会本身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因为华人甲必丹总是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会党谋取福利。如叶亚来甲必丹同时又是一名华人地方治安官，有政府授予的管理华人的权力，他常常为了使海山会在吉隆坡成为垄断性会党而建议政府镇压其他会党。在马六甲，1875年12月华人秘密会党——福明会与义福会、义兴会之间发生冲突。最后，是担任马六甲殖民地政府翻译官的钟明秀出面使双方停火并达成协议。但这个钟明秀却是福明会的首领，由他主持达成的协议无疑是对福明会有好处的。最突出的例子要算是柔佛义兴会了。柔佛潮郡义兴会首领陈开顺与1825年继任柔佛天猛公（Temeng-gong）的伊卜拉欣的关系非同一般。这种密切关系不仅使陈开顺享有第一个在柔佛开港的优先权，而且义兴会也因有陈开顺这样的首领而沾光。柔佛开港后，义兴会是惟一被允许在柔佛公开活动的华人秘密会党，而且，为了保护义兴会的绝对统治地位，天猛公甚至明令拒绝其他会党入境。继伊卜拉欣担任拉者的阿蒲吝加（Abubakar）承袭旧制，颁布法令，规定“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柔佛的义兴会可谓权倾一时。这当然得归功于他们的首领陈开顺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新加坡义福会的首领蔡茂春与政府官员的友好关系也给义福会会员带来了不少实惠。19世纪60年代地方法院对一位义福会会员，也是蔡氏家族成员的伤人案的处理，在蔡茂春的过问下居然整个是非颠倒。这位叫蔡亚夏（音，Choa Ah Siah）、后来刺杀毕麒麟的义福会会员，砍伤了一个叫陈天甲（音，Tan ThianKia）的人，陈告到地方法院，要求赔偿并追究蔡的责任，但由于蔡茂春的影响，案情发生了相反的变化，陈被指控破坏地方和平，结果，他不仅要自己掏钱养伤，而且要交付押金，以保证以后不再犯事。所以，那时的华人社会认为，一个好的华侨领袖就应该是一个秘密会党首领。

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是中国天地会在海外的分支之一，自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便一直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当地华侨社会的一部分，它在自身组织最兴旺的时代，成员占华侨人口的50％以上，其中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甚至整个华人社区的成年男性差不多都是秘密会党成员。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不仅人数多，而且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也不小，不少会党首领既是富翁，又是侨社领袖，很多地方的华侨会馆，包括地缘会馆、血缘会馆的领袖都是会党的掌门人。那么，这些从大清帝国的土地上流向荒芜之地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何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在当地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聚集了一定的财富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天地会南移后，其会员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总的说来，“会党成员主要来自下层社会”的结论仍是适用的。

甲必丹制度是一个政治、经济实体，甲必丹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但政府并不对他们提供财力和人力支持。当某人被任命为甲必丹以后，秘密会党便成为他控制社会的武装力量，也是他提高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工具。这种情况下，秘密会党成为华人甲必丹的权力基础。

19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商业巨子成为华人秘密会党的首领，如叶亚来在1868年担任吉隆坡海山会首领时就已拥资百万。仅在1870年开始的雪兰莪战争中，叶亚来就耗资100多万元。1885年，叶亚来去世时，雪兰莪的英国代理驻扎官罗杰（J.B.Rodger）在当年的年报中说：叶在吉隆坡置有房屋150多间，在雪兰莪各地还有大量的锡矿场和广阔的种植园，雇佣劳工达5000人。此外，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另一主要人物邱天德也是华人社会的大富豪。陈铁凡教授在他的《南洋华裔文物论集》中共注明了42只来自南洋各寺、庙、宫、亭的各种各样的钟，一般均为两人至数十人赠送，但其中也有4只是个人独送的，槟城清龙宫的悬钟就是邱天德独送的。钟鼎重器，价值都很高，如果不是豪富，是负担不了这笔费用的。事实上，大伯公会内不仅邱天德家财万贯，他以下的大小头目也多是家资数万的商人、店主，有的还是从事军火生产与贸易的大商人。也正因此，大伯公会的会员在暴乱时都有武器，能多次战胜人数是他们几倍的义兴会。九-九-藏-书-网

三、会党首领与会党组织的依存和互动由于商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华人秘密会党首领在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其社会和政治地位得以提高，他们被看成是能直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主力。殖民政府在华侨社会所施行的各种制度，使当地华人秘密会党成为控制华侨社会的主要力量。会党首领成为政府事实上承认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华侨社区领袖，有的华人秘密会党首领干脆以华人甲必丹的面目出现，成为华人社会合法的统治者。

19世纪的华人移民基本上是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队伍。

这种情况不仅在华人秘密会党的大本营——海峡殖民地出现，而且在暹罗也不例外，施坚雅（Skinner）对泰国华人秘密会党的研究表明：在泰国，比较大的华人秘密会党首领主要由鸦片、赌博、酒饷码商或富有商人担任。

然而，天地会流传到东南亚之后，因为环境的改变，会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会党首领中没有身无恒业、居无定所的游民，就是一般会员也都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如小摊小贩、矿工、园丁、三轮车夫、仆役等。因为，首先，广大华人之所以前往东南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殖民者在开发东南亚时需要大量的劳力，因此，华人移民虽然在移民之前是中国社会的破产者游民，但到达东南亚之后，都有机会谋得一份职业，如果不怕辛苦劳累，少有再成为无业游民的；其次，东南亚的华人，无论贫富贵贱，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破产劳动者。他们曾经都有过被官府或富人欺负压榨，或贫穷潦倒的经历，只不过有的人胆子大、机会好而迅速发迹，而有的人却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罢了。因此，东南亚的华侨富商也不像中国的地主官僚那样不屑于与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为伍，一部分上层阶级也参加到会党中来。虽然会员处在不同的阶层上，但并不妨碍会内兄弟团结互助，共同对外。

这表明当时的华人秘密会党成员多数是无知无识的贫苦文盲。米尔斯教授则在其论著中写道：“天地会人中大部分为华人社会内下层阶级的犯罪者……许多甚至是潜伏于新加坡的海盗和强盗。”版社，1982。">

他的会内兄弟盛明利、邱秀、刘任光都是他的前任，而叶致英、赵煜等则是他的继承人。此外，如霹雳邦拿律的华人甲必丹郑景贵是拿律和槟城海山会的著名首领，拿律的另一华人甲必丹陈亚炎则是槟城义兴会的头目；霹雳高烟的华人甲必丹许武安则是威利斯省和霹雳义兴会的老大；南吉打居林的甲必丹赵亚爵是居林义兴会“大哥”。九*九*藏*书*网

弗雷德曼把社团领袖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决定型，即一个领导在社团中的作用取决于他们参与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的职位的高低与他们所作决定的次数及好坏有关；第二种为社会活动型，即他们的领导地位是通过他们对一个或多个组织的活动的积极参与获得的，这些组织包括诸如商业、文化、宗教、政治党派、慈善、娱乐、专业及服务等各方面；第三种是名声领袖，即他之所以成为地方社团的领袖并不是由于他参加了多少社团活动或给予过多少经济援助而决定，而是由他在社会上所拥有的名声决定的；最后一种是职位领导，即他在社团中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他在社会上其他领域的地位，如他可能是一位有名的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等。当然，四种类型的领导的划分并不总是界线分明的，事实上，各种类型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个人也可能同时属于这四种类型。根据弗雷德曼的理论及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领袖可以说都是职位领袖，他们中有的是靠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起家的，有的则因与殖民政府的密切关系而为华人秘密会党所看好，更多的是兼具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两种身份。当然，这些人一旦成为会党领袖之后，又兼具了其他三种领袖类型的特点。

30年之后的1871年，一个在潮州目睹“猪仔”贩运活动的英国人也说，从潮州去南洋的“新客”大部分是“流浪者、无业者和贫困者”。这些无业贫民到达东南亚后虽然有一部分人凭借智慧和机运成为富商，但这类人只是极少数，就是一般生活较好的小商人也不多，大多数移民依然生活在社会底层。颜清湟博士根据华侨社会的这一特点，把华侨社会的阶级结构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是最富有的商人，如进出口商、银行家、船行行东、大代理商、锡矿东主、种植园主、鸦片专卖商及酒厂主等。中层则包括小商店主、零售商、小贸易商、店员、政府雇员、艺匠、裁缝及机械匠等。下层阶级是构成华人社会主体的阶级，占整个华人的大部分，他们主要是种植园和锡矿的工人、家庭仆从、三轮车夫、小贩等。华人秘密会党既然是华人社会的重要组织，其成员占华人人口的大部分，华人社会的阶层关系无疑也会反映到会党中来，构成华人社会主体的下层阶级当然也是华人秘密会党的主要来源。

总的说来，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成员的绝大多数仍来自中下层华侨社会，他们不是矿工、园丁，就是仆役、小摊贩等。这是由19世纪流向东南亚的中国移民的成分决定的。

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商界大亨与会党头目的关联性并不难解释，它是由两个互为因果的条件决定的。其一，与中国推选宗族及社区领袖一向遵循论资排辈的原则、以资深年高为基本条件不同，财富才是进入东南亚华人社会领导层的先决条件，富裕商人往往都能获得领导地位。无论是方言组织、地缘组织还是会党组织在选择领导人时，富人都更容易当选，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必要时还能捐献巨款。同时财富还能使他们获得政治影响，为华人秘密会党的生存提供更多的保障。其二，虽然财富是决定社会流动的主要条件，但财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权威。所以，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就会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其高居社会上层的愿望。除了向会馆、庙宇捐赠，建立学校、医院等，参与华人秘密会党也是重要途径之一。

华人甲必丹既然靠秘密会党为他获得并巩固权力，当然，他就有义务为支持他的秘密会党谋取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发展集团经济的机会。所以华人甲必丹一方面利用会党的权势，为自己和他的集团扩大经济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利用自己与统治政府的特殊关系，为秘密会党创造聚敛财富的机会。尽管甲必丹不支领薪水，也没有供他们调用的警察力量，但作为殖民政府的代理人，他们受政府支持。某人一旦被任命为甲必丹，则不仅有机会与英国的上层人物来往，而且有了更多的敛财机会。甲必丹通过其在政府官界中的联系和影响，可以为其会党获得采矿、开辟种植园的土地及优先承包各类饷码等特权。如郑景贵，他不仅自己拥有采矿权，而且为其他四位锡矿经营者申请了营业执照。1890年8月他以相当低的租金承包了近打（Kin-da）的总饷码。同时，他拥有近打的索拉凯和拿律的科塔的几座最好的锡矿场。1893年，吉隆坡的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受到了雪兰莪署理华民大臣的推荐，在必打灵获得了一大片政府的矿地，合约80.5英亩。华人甲必丹还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商业网，以保证他本人及其会党能长期保持在商业领域的特殊利益。因此，有的甲必丹在特定时候会领导秘密会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会党之间、土酋之间及会党与土酋之间的战争中去。99lib•net

而在马来各邦，甲必丹制度更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华人甲必丹在东南亚各地深得地方土著首领及殖民政府的信赖，是统治当局维护华人社区的稳定和秩序的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政府税收代理人。许多史料表明，秘密会党领袖与被当地土著人首领和殖民政府承认为侨社领袖的华人甲必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吉隆坡，著名甲必丹叶亚来在1868～1879年间，几乎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不仅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维持该地的法律和秩序，而且还处理民事纠纷，审讯并建立监狱关押罪犯。虽然1879年后殖民政府任命了驻扎官，但叶氏的领袖地位依然完好无损。事实上“自1873年起，吉隆坡的实际大权就掌握在他及他的族人叶亚致（YapAhShak）手中，当地政府一直对他刮目相看，优待有加。即使在英国管辖吉隆坡以后，叶仍被批准向华商收取用于维持公共开支的‘自由捐献金’，并继续行使地方法官的权力”。1880年，殖民政府的行政人员瑞天咸视察吉隆坡后，在给新加坡当局的报告中说：“华人甲必丹叶亚来现在还是雪兰莪的领袖人物，他的精力和事业心都非常卓绝。在驻扎制度实行以前的纷乱时期，这个城镇曾经为马来人（马来封建领主）焚毁三次，都是由他重新建立起来。他不负坦库·第亚·乌丁所托，躬冒危难，固守这个地方。”

与中国天地会会员一样，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绝大部分会员都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不同的是，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中也包括很大一部分富裕商人及侨社领袖，特别是会党首领的来源与天地会有很大区别。

二、头目的社会成分虽然会党成员多来自下层社会，但并不意味着会党的领导人物也来自同一阶层。事实上，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领袖大多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经济实力型统治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拥有的财富而被人承认。这种承认不仅来自华人社会内部，而且来自包括欧洲人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他们的社会交往也不仅仅限于华人圈内，他们还为政府官员所倚重。

“直到最近，他的力量犹足以维持吉隆坡及其周围的治安。”

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一份奏折中就已说过：“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活。”

1826年海峡殖民地建立以后，甲必丹制度看起来不复存在，但实际上某些在华人社会中有影响的人物仍如甲必丹一样在发生作用。

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是天地会在特殊环境里、特定条件下的变种，其组织结构与天地会一脉相传，大体上脱不了天地会所具有的模式，只不过不同地区的华人秘密会党根据当地的特殊环境，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修改罢了。尽管如此，他们的首领和会员的社会成分却与中国的天地会有很大不同。本文试图对照中国本土天地会成员的构成情况来研究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以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在新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天地会在海外的分支——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在性质上发生的变化。

槟榔屿有关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成员成分的最早记录也表明：华人秘密会党成员主要来自于下层社会。1825年6月9日，槟榔屿的四个著名华商到当地英总督署与总检查司署证实说，槟榔屿海山会共有1000名广府人，多为下层社会的劳工、木匠、园丁，无任何店东和体面商人参加。当时这四名富商向总督及总检察司提供情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对当时华人秘密会党成员构成的把握，应该是基本正确的，只是“无任何店东和体面人参加”一说似乎不对，因为当时槟榔屿的义兴会首领辜礼欢不仅是店东，而且是受政府信赖、与其儿子辜德松垄断槟城的鸦片和烧酒饷码达20多年的富商。1825年的情况如此，后来的情况又如何呢？50多年后，对会党了解最多的英国人——华民护卫司毕麒麟说：“大多数的私会党人来自下层社会，他们甚至对本会的暗语、历史及会内机密所知不多，也无法对各标志的意义给予解释。”九-九-藏-书-网

※资料来源：Proceedings of Legislarive Council,Straits Settlements,1886.转引自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3期，97页；TableDof Straits Settlements Chinese Protectorate Annual Report,1877;Lean 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Suru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New York：J.J.Augustin Incorporated Publisher Locust Valley,1959,p.291～293.

在东南亚普遍流行着两句谚语：即“赌而优则商”、“商而优则领袖华人”。在19世纪东南亚的特定时空里，华人秘密会党首领也像其他侨社领袖一样，多由富裕商人担任。19世纪中期以后，这一特点更加突出，那时，秘密会党的领导权已基本控制在商人的手里。曾在东南亚干过多年警察的英国人巴素指出：当时秘密会党的领导权“不变地处在华人‘头家’阶级，包括一系列由小到大的‘头家’的支配之下”。如义兴会、义福会和松柏馆的一百来名首领，除极个别外，都是鸦片税承包者、烟馆馆主或经营甘蜜、大米、布匹等的大小商人。义福会的蔡茂春、义兴会的陈亚炎等就是大商人。不过，维尼（Wynne）和颜清湟的研究结果却一致表明，尽管商人在华人秘密会党首领中占主要地位，但也并不像巴素所说的那么多。据维尼所著《天地会与东方忌讳》（Triad and Tabut）一书所列的长长一串华人会党头目名单记载，1881～1889年，新加坡的21名会党头目中有9名为商人，占43％。他们分别是甘蜜商、米商、鸦片馆主、酒馆主等，基本上属于华人社会的上层人物。这21人中的技匠也不少，共7名，居第二位，包括木匠、鞋匠、锯木匠、裁缝及棺材匠等。其余5人则分别是庙祝、中药商、中医师、占卦者及船夫等。不过，他们中除占卦者和船夫之外，全是华人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而槟榔屿有案可查的40名会党头目中，有24人是商人，占60％，他们是种植园主、锡矿主等大富商和杂货店主、米店主、香料商、鸦片零售商等；居其次的仍然是技匠，共8人，包括3个裁缝、2个点心师、1个铁匠、1个厨师、1个刻字匠等；剩下的8人中，据说有7人甚至曾以写作为生。从政府公布的1877年、1885年及1889年会党统计表也可以看出，当时几乎全是中上层华人担任了华人秘密会党的主要头目。三次统计的结果表明：新加坡和槟榔屿比较著名的会党的43名主要首领中有24人是商人，10人是技匠，剩下的9名除没有具体标明者外也都属于中层人士。（见表1）

一、会员的社会成分李子峰在《海底》中说，中国的会党中的头目都是些“久走江湖常在外，游遍天涯显奇能，三教九流皆知晓”的人物。其实，大量的会党成员也不例外，他们虽然不至于“三教九流皆知晓”却也都身无恒业，居无定所，生活无着，而且，“会党的构成，愈到后期愈是游民游勇，即那些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这个人群是下层社会中极不安分的部分”。著名会党史专家蔡少卿教授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据他对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义时天地会骨干85人所供身份、嘉道年间天地会128个案件所涉及的235人所供的身份、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红兵”起义成员39人所供身份及辛亥革命时期湖北襄阳、光化江湖会57名成员的身份统计，“破产劳动者游民”在天地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天地会事实上就是一个“游民阶层的集合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农民游离于土地之外。这些人生活贫苦，往往流浪异乡，孤立无援，便起意结会，纠伙拜盟；另一方面则是天地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足以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九_九_藏_书_网

（续表）

温雄飞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可见，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成员主要是下层社会的华侨已为人们所公认。关于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成员的社会成分，最可靠的资料应该是槟城暴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的记录，可惜其中只记载了参与暴动的两大敌对会党之一的义兴会的会员构成。报告说，“义兴会主要是由来自广东的劳工及手艺人组成”。

不过，笔者认为，早期的会党首领也与会员一样，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大部分是从中国来的“新客”只有极少数是来自马六甲、吉打或荷属东印度的稍有经济基础的商人，如辜礼欢等。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华人社会内部的关系日益复杂，华人帮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华人秘密会党在经商和从事其他具有风险因素的经济活动时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大多数富有华商才把控制和操纵华人秘密会党为己所用，作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像陈送这样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一时的富商，开埠初期也并不是豪富一类的人物。因为槟城广福宫在嘉庆五年（1800）始创时在宫中所立碑中列举的前五名捐款者并没有陈送，他只捐了50元，虽然属于捐款较多的一类，但与捐200元的大头家相比，他还不是最富有的。据陈铁凡教授推论，这时的陈送在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方面应该都不太高，当然其年龄也不算大。而30年后，即道光十五年（1830）新加坡恒山亭建立时，他已是新加坡侨社中的风云人物，跻身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不仅是会党首领，也为恒山亭的五大董事之一。

表1 1877年、1885年及1889年新加坡、槟榔屿华人秘密会党首领职业表※

当然，事情不至于如米尔斯所说的那么不堪，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会党成员确实来自于下层民众。以上都是西方人的结论，中国人的研究结果怎么样呢？民国时期研究东南亚华人的专家钱鹤说：“概言之，是等秘密结社之会员，以无智贫民，占其多数，有产者，及有地位之商人，亦有加入。是以有地位之华侨，虽不直接加入，大部分皆暗中赞助，负担经济费等事为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