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某死后，华为新闻发言人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不是胡某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过度劳累与胡某的死亡确实有相关性。

华为人的床垫有形状、颜色、大小之分，但是加班惯例没有区分，加班时间多少没有区分，加班是大面积和普遍的现象。在全球化发展中，华为早已把“床垫文化”带到了业务所在的每个角落。任正非作为精神领袖，强调华为人要始终艰苦奋斗，进行一个又一个的“长征”。所以，华为人不得不乘着一个用“床垫”做成的独木舟，激流勇进。任正非曾说：“虽然我们在销售额上每年都会新上一个台阶，但利润越来越低。除了显性竞争外，时常有隐性竞争让人防不胜防。面对如此严酷的环境，我们的队伍却越来越新，多种意识和声音混杂在我们的团队中，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管理难度和跨度大大增加，当年的小分队运作方式已不再适应我们现今的队列操作……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生存还是毁灭，看起来很悬的问题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办才能在新形势下摆脱困境求得生存？唯有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到自我清零，再次开始新的长征，才能让我们获得继续生存的可能。”

在制度管理方面，华为的做法是通过内部融资，将员工闲散的钱（特别是年终奖金）投入到再生产中，以保证员工获得源源不断、稳健长期的收益，保障华为员工高雅的生活。

第一，让有暴发户心态的员工，忘记自己是华为人。

此外，任正非呼吁员工不要攀比，要承认差距、适应差异。任正非说：“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存在。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要有满足感，不要不断地攀比。……待遇和处境能一样吗？你们没有对自己付出的努力有一种满足感，就会不断地折磨自己并痛苦着，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不是宿命，宿命是人知道差距后，而不努力去改变。”

思想的毁灭比市场的毁灭更加恐怖。所以，在华为的成长过程中，任正非担当起了思想导师的重任。任正非通过讲述自身的苦难经历和考察体悟，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华为人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华为人最大的挑战来自自己，华为人自身强而事业强，企业强而国家强。

在无数次聆听了《北国之春》的优美旋律和动人歌词后，任正非想到，华为人不断进取的原动力来自家国精神。为了至爱的亲人，为了国家的荣誉，华为人需要作出一定九九藏书网的牺牲但“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

2011年1月4日，任正非在华为大学干部高级管理研讨班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任正非说：“不奋斗我们就没有出路，华为一定要前进，前进就要让那些不合适的干部调整到合适的岗位上。我们对12级及以下人员的考核做了改变，是绝对考核，但对13级及以上的奋斗者，我们实行相对考核，特别是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末位淘汰制，不淘汰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我们不能让你坐享其成。责任和权力，贡献和利益是对等的，不可能只有利益没有贡献。”

当华为人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时，往往会表现出强劲的“攻击性”。但是，当他们以个体的形式出现时，却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在云时代，华为要想实现战略目标，不仅需要对组织进行优化配置，还需要对华为人进行思想教育。因为，只有华为人不断超越自己、修炼自己，整个华为才能实现升级，才能打造“云帝国”。

华为的员工之所以感到工作没有动力、生活无意义，那是因为境界没有跟着收入获得相应的提升，没有真正传承华为的价值观。经过多年的积淀和洗礼，华为的价值观不断商业化和中性化，为家、为亲人、为爱人、为自己奋斗的境界可以说是处于下位，为客户奋斗的境界处于中位，而为国、为全世界人民奋斗的境界则处于上位。任正非对员工的要求就是从中位开始，将华为的价值观上升为“为客户而奋斗”。任正非说：“我们要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价值观。”

2002年，胡某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系，并在当年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攻读硕士。毕业后，他凭着锐意进取的精神，直接到深圳华为从事研发工作。不过因为保密需要，胡某从事的是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

事件发生之后，华为重申了加班政策，新规定要求晚上10点以后加班要经过批准，不准在公司打地铺过夜。但很多评论认为，这一规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很多华为员工迫于绩效考核的压力，只好将加班的场所转移到宿舍和家里。因为华为的考核标准很严格，很多时候要求“收入和绩效”成正比，而研发工作不同于销售，耗时久、见效慢、成果存在很大的或然性。所以，很多研发人员为了保持高收入、高工资，宁愿累死自己，也要出成果、出业绩。

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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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给华为心理辅导老师陈珠芳和党委成员的内部邮件中，总结了员工存在的四大心理问题：一是部分员工有暴发户心态，稍微有点钱，就只知道攀比、挥霍、享受，心理空虚，如果暴发户做不成，自残自虐甚至自杀，后果很严重；二是有的员工有了钱后有守财奴心态，舍不得用于高雅活动的消费，生活质量没有提高，反而在低俗趣味中耗尽精力；三是不懂得知足常乐，永远以工作狂的形象出现，最后也以工作狂的形象结束；四是缺乏继续奋斗的动力，没有长期为之奋斗的信仰，比如为国、为家奋斗，为亲人、为爱人、为自己、为客户奋斗，如果连一点奋斗的动力和精神信仰都没有，做也行不做也行，一切都是那么无趣、无聊、无意义，那么，职场生活和人生自然也走不了多远。

出了这些事情，华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多方沟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员工家属处理各项工作。此外，华为还进行了深刻反思，表示长期以来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确实疏忽了考察和辅导员工的心理问题。

2006年，大量的企业治理工作耗费了任正非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自杀、自残、患忧郁症和焦虑症的年轻员工不断增多，这让任正非十分担心和不解。任正非向来“崇尚反常思维”，很多问题一经思考就能理清脉络、揪出关键。

在心理辅导方面，任正非告诫有守财奴心态的员工，冲破金钱的枷锁、消除怀疑心态。任正非说：“员工不能成为守财奴，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丰厚的薪酬是为了通过优裕、高雅的生活，激发人们更加努力去工作、有效地奋斗而服务的，不是使我们精神自闭、自锁。我们不要再把绅士风度、淑女精神当作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而以粗鄙为荣。应该看到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自律、社会道德风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四，让没有奋斗动力的员工，传承华为的价值观。

在心理辅导方面，任正非告诫有暴发户心态的员工，不要毁坏华为人的良好形象。任正非说：“有一部分员工，突然富有后，就不知所措了。有些人表现得奢侈、张狂，在小区及社会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不仅自己，自己的家人也趾高气扬。”华为人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乐观、开放、自律、正派的，然而，这些有暴发户心态的员工到处以华为人自称，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华为的雇员，平日里脾气暴躁、炫富成性，以“高富帅”、“白富美”九*九*藏*书*网为荣，如果得不到别人的恭维、应和，就千方百计地算计人家。结果千算万算，还是自己栽了跟头。

为了让员工传承华为的价值观，任正非提出了“知恩畏罪”的管理规则。任正非说：“干部要知恩畏罪，知恩畏罪讲的是同一个意思，知恩指知道规则，畏罪就是不要违反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华为的价值观，谁违背华为的价值观，谁就不再是华为人，不再有持续奋斗的狼性。当然，其价值也会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第三，让不能知足常乐的员工，杜绝攀比，做好保密工作。

华为的员工除了要过上高雅的生活之外，还要多一些信任，少一些怀疑。任正非说：“有一部分人对社会充满了怀疑，紧紧地捂着自己的钱袋子，认为谁都在打他的主意，对谁都不信任。”对别人不信任，只能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忧郁，最终走上不归路。

职场人士的高雅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很简单的生活方式，有时候用不着花费太多。例如欣赏音乐、练习书画、插花盆栽、研习茶道、健康运动、养生修养、读书问道、出门旅行、社交宴会、关注理财等，适当参加这些活动，总比守着钱罐提心吊胆要好得多，至少心情会放松很多，不会动辄谈钱，谈损耗多少和成本多少。

《北国之春》中文版的歌词，有几段最能激起人们的斗志和希望：“妈妈犹在寄来包裹，送来寒衣御严冬。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独木桥自横，嫩芽初上落叶松，北国的春天啊，北国的春天已来临……”

从某种层面看，华为最大的挑战不是通信巨头爱立信和云计算老大谷歌，即使这些对手破产了、消失了，还会有新的对手出现，解决华为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面对华为的内部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华为员工的心理问题。

有知情人透露，胡某经常加班加点，住宿在办公室，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后又投入到紧张的研发工作中。

第二，让有守财奴心态的员工，适当尝试高雅生活。

华为通过公开的绩效考核和精简组织机构等手段有效封堵了机制上的漏洞，不让“经济暴发户”和“政治暴发户”诞生。任正非说：“我们要夹起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努力工作，通过踏实做事、努力劳动，来换取自己的收益……总之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华为，你想投机没门儿。”

在创业苦旅中，藏书网华为的企业文化被具象化为“床垫文化”，也就是终日马不停蹄地干活、艰苦奋斗，累了就躺在床垫上思考灵感和创新点。稍事休息后，又一骨碌爬起来从刚才的“断点”开始工作。

显然，华为在调整内部治理制度的同时，关键还是要长期做好员工心理的辅导和教育：

不过，面对年轻“华为狼”的陆续夭折，任正非百思不得其解。在给华为党委成员的一封信中，任正非这样说：“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在制度管理方面，华为的做法是做好保密工作，具体细化到员工的各项收入都要保密，包括工资保密、奖金保密、股份保密、分红保密、研发保密、大客户保密等。通过这些保密制度，员工只知道自己或者一个小圈子里的收入，不知道其他员工的收入，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员工心理不平衡。同时，员工也就不会产生他们都领着高工资、就我领着基本底薪、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的“离群想法”，从而促进华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任正非要求员工时刻牢记华为的价值观，明白只有不懈奋斗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才能成就自我。眼前的一些不成功、挫折、失败、失意、落单、不得志，都是暂时的，只有为客户奋斗，为客户创造价值，个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据2010年华为年报显示，销售收入为1852亿元，同比增长24％，而雇员费用支出为306亿元，同比增长23％。我们以当年华为11万员工的基数来计算，其员工平均年薪接近28万元。但在华为，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

针对这些问题，任正非强调，要在竞争中敢干、巧干：“在通信市场上的博弈中，敢于竞争、巧于竞争是艰苦奋斗的方法，重点在于前端的策划和发力。但经过长期的攻坚，有些人已经开始麻痹，单纯地认为如今是合纵连横的时代，在竞争中变得胆怯和麻木，让我们丧失了一些先机。不过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需要我们猛醒、打起精神、全力投入、抓住剩下的不多的机会，不然就很难挣得生存的空间。”

2006年，不安笼罩着深圳华为，一位年轻鲜活的生命在瞬间消失，让人不得不思考“华为文化”的另一面。5月28日晚，深圳华为员工胡某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年

九九藏书网

仅25岁。胡某的死因，从医学上判断，是因为脑炎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从而导致全身多个器官衰竭，直至生命终结。

华为人应当时时忘记自己是华为人，抛弃暴发户心态，时刻保持低调平静的生活。任正非说：“我们华为人都是非常有礼仪的人。当社会根本认不出你是华为人的时候，你就是华为人；当这个社会认出你是华为人的时候，你就不是华为人，因为你的修炼还不到家。”有暴发户心态的员工，通过过分炫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病态心理。而像李嘉诚、比尔？盖茨等反倒少有炫耀的嗜好。

“‘床垫文化’还得继续，不然华为如何跟海内外竞争对手拼？”一名华为员工表示。这是国内企业需要正视的，只是希望公司能更多关注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尤其要注意公平。

华为凭借超常的发展，成为中国企业创业、创新和国际化的标杆。但是，自己的员工被病魔掳走的事惊动了华为高层。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华为把员工的加班算作绩效考核的一部分，结果使得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励加班。一个25岁的正常人，竟然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2点，而周围的同事竟然没有劝解和提出异议。

2001年，任正非到日本考察。在一个酒吧里，他听到一群日本老人在唱日文版的《北国之春》，感触很深。回家后，他又反复听了中文版。《北国之春》是一首歌颂创业者和奋斗者的歌，唱的是一个青年为了事业背井离乡，家乡的妈妈遥寄亲情的故事。

在制度管理方面，华为的做法是封堵机制漏洞，加强干部管理，推行内部人力市场，让员工流动起来。

很多人都认为华为文化有问题，华为虽然能成为一家优秀的公司，但是现阶段很难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一时间，胡某的死成为很多职场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胡某“太不聪明了”，总是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为了公司不要命地加班，结果自取灭亡。也有人质疑华为的“万恶考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像他这种以健康换来的所谓华为考评A有什么意义？”

任正非小时候的苦难经历是很多员工没有体会过的。创业之后，任正非很少有时间照顾父母，为此，他非常内疚和痛苦。有得必有失，任正非曾经自我贬评说：“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作，忘了父母的安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