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中亚的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此提供了条件，西域的僧侣不断东行传播，直到黄河流域，其中最著名的西域僧人为鸠摩罗什。另一条是通过印度洋海路向中国南方传播，则依赖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航路的发达，最早东来的是康僧会（?——280），他在赤乌十年（247年）来到东吴都城建业（江苏南京），创建寺院，使建业成为江南佛教中心，与黄河流域的洛阳并立。南北朝时期，大约有七位西域僧人通过海路来到中国。这些来华的西域僧人，他们传播佛法，翻译佛经，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法显只好一人东归。他决定沿恒河东下，通过海路回到中国。在恒河入海口的多摩梨帝国（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的坦姆拉克），法显看到这里佛法兴盛，在这里住了两年，写佛经，画佛像。义熙五年（409年）初冬，法显乘船到达师子国（斯里兰卡），这里为海上贸易重要港口，各地来往的商人很多，佛法也很兴盛。法显在师子国住了两年，求得《弥沙塞律》、《杂藏》两部戒律和《长阿含》、《杂阿含》等佛经。

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郡武阳县（山西襄垣）人。3岁时即被度为沙弥，20岁时正式受戒。后秦九九藏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看到律藏残缺，为了中国佛教的长远发展，毅然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位同伴一起西行求法。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经敦煌西行。一路上自然环境之恶劣，难以一一描述。“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里的沙河，就是敦煌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遇到大风，沙漠随风而动，使人难以辨别方向。“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进入天竺国后，还是道路险阻：“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在过小雪山（塞费德科山脉）时，同伴慧景被活活冻死：“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

在中天竺巡礼后，法显、道整又回到佛教中心——摩揭陀国巴连弗邑。巴连弗邑即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这里是古印度恒河中游最著名的大国，又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及生前重要游化地。当时佛寺、高僧众多。法显在这里学梵书、梵语，写律，整整学了三年。在求得《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等戒律，以及《方等般泥洹经》等多部佛经后，他想起了此次西行求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戒律在中国流通，毅然决定东还。同行的道整，看到这里有如些良好的佛学条件，佛事兴盛，已经不愿返回。

法显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于长安出发，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返回建康，首尾长达15年之久。法显西行求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足迹所到，为此前任何中国人都没有到达过，而且矢志不移，最终完成预定目标，“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是为第一人。二是法显回国后所写的《法显传》一书，记载了印度、于阗、龟兹等国的情况，而印度保留下来的史料多杂有神话，于阗、龟兹则无传记存在，因此是很宝贵的史料。三是法显历经艰险带回来的佛经《方等》、《涅槃》，“开后来义学之一支”，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佛学的兴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法显一行，历尽千难万辛，以自己虔诚的信仰，向着佛教发源地一步一步前进。当他们来到今天印度的旁遮普时，当地居民看到远道而来的僧侣，大为感动：“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作是言：‘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悉供给所须，待之如法。”法显进入中天竺、东天竺等地后，开始学梵语，巡礼，求法，写经。和法显同行的僧侣，在途中或返或留，或不幸遇难，最后到达佛教“中国”的只有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僧侣的欢迎。当法显、道整来到祇洹精舍时，僧侣出迎问候：“‘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

耶婆提的位置，一般认为即今天的苏门答腊。法显在此又停留了五个月左右，乘上了一艘印度商船，目的地港口是广州，预备航行时间约50日左右。船上有专门负责观察日月星辰来决定航向的“海师”。当船航行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晚上，在今天的西沙群岛附近遇到暴风雨。船上的印度人认为是搭载了和尚才使航行不利，要把他安置在沿途的岛上。在法显的据理力争之下，事情终于没有发生。由于连续阴天，海师观察失误，船舶偏离航向，此后只能向西北方向航行，一直到了今天的山东崂山南岸，才停泊靠岸，比日常航行到广州的时间多出了近20日。此后，商船南下扬州。法显经彭城（徐州）至京口，于义熙九年（413年）抵达东晋都城建康（南京），翻译求得的佛经，并于义熙十二年（416年），撰成《法显传》一书。www.99lib.net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法显带着他求得的戒律、佛经，画的佛像，启程东返。海上航路虽然没有葱岭那般寒冷，也没有沙河那种炎热，但也是危险重重。法显在师子国乘的是一艘中国商船，可乘200余人，后面拖着一只小船，以备大船受损时，可以充当救生船。商船刚航行了两天，便遇到了大风，船漏水入。商船在大风雨中航行了13日，才到达一岛。这艘商船能够漏而不沉，是因为当时中国船舶已经采用防水隔舱技术，一处漏水，不影响全船。商船在岛上修补后，继续向东航行90日许，至达耶婆提。当时的海上航行，依赖日月星宿辨别方向。如果遇到雨天，船舶就会被风吹离航向，增加了航行时间。

在著名的无畏山僧伽蓝内，已经离开中国十多年的法显，见到青玉大佛边上有商人供养的中国白绢扇，不觉陷入了深深的思乡之情：“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随着佛教的推广与普及，由中亚和印度僧侣所主导的向东单向传播形式，暴露出了它内在的弊端：一是不了解中国需要哪些佛经，二是这些僧侣所传译的佛经，往往篇章不备，或者是转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从三国魏末年开始，出现了中国僧侣西行求经的脚印：最先是朱士行，继之者有西晋的竺法护、东晋的康法朗等。这些僧侣用自己的脚步，组成了一个西行求法运动。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僧侣们大多只能到达西域诸国，也就是今天我国的新疆及相邻的中亚一带。真正能够到达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的，不过一二。在这种背景下，62岁高龄的法显，开始了前往天竺取经的艰难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