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世俗人家的陈设、衣着等等，也引起了樊守义的注意：“公侯家，绣缎饰墙，金花镶凳，宝器无价，摆设床帐，不啻万亿。其出入车马鞍帏，华美难比。使役仆卒，各以衣帽分职。”“又凡各国使臣，务极浮华，为国君光彩。邻邦货物，靡不悉具。邻邦英俊，群集城内。”

城市的公共花园、古代遗迹，也是一一印入樊守义的脑海。“城内外花园有多景致，每年修理，春夏憩息，摆列珍玩。”城市公共花园的优点，在近代走向世界的人士笔下，也多有记载。“人造一高梁，长九十余里，引远高山大泉之水，流入城内，挖洞得泉，十字街堆古山，凿石人，四傍冒水，街道铺石，各家俱有水法。”“人造一高梁”指的是克洛底亚水道，引苏彼亚哥水入罗马城。乾隆年间建圆明园，园内就有大量西洋水法——喷泉。“有一所非宫非殿，其房如塔，形圆，上下五层相连，有万余间，周围窗户，层层便看，乃古时养狮处，今已坍毁其半矣。”这就是著名的罗马斗兽场。直到近代国人再次走向世界，通过他们的游记，这些景观才为中国人所了解。

数月后，樊守义经直布罗陀海峡，来到斯巴尼亚（即今西班牙）。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后，进入意大理亚（即意大利）国界，开始陆行，经比撒入罗马。作为教士，樊守义记载了大量宗教建筑：“余至此（罗马）二日，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多园囿，有大书库，库列大厨，无论其所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箱，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天主堂、圣人圣母堂，无论内外之美，即一祭台令人看玩不尽。大概以石为之，而祭台则更以珍贵之石为之也。供器无非金银。耶稣会有十院，又有三堂。堂中所用器皿祭衣，镶珠玉金宝。”“有一圣若望堂者，傍有古教王宫殿，堂内深大，雕成十二宗徒白石像，中有圣物库，四面铁门。”

有的说法则似是而非：“有一完石空塔，可容千人。”这个完石空塔即指安东石柱，高达9九*九*藏*书*网2米多，共由28块石头组成，外刻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战争图案，中间凿空，人可螺旋而上至柱顶。“可容千人”则不正确。明末由传教士艾儒略编著的《职方外纪》也记载了这座石塔：“此外又有高大浑全石柱，外周画镂古来王者形像故事，烂然可观。其内则空虚，可容几人登隮上下，如一塔然。”南怀然的《坤舆图说》记载相同。

康熙一开始对多罗是以礼相待。当他得知教皇要中国政府服从禁令，便叫多罗离京。随即宣布谕旨，规定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服从中国礼仪，否则不准在中国传教。多罗一行于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要求全体教士必须遵行。对于这种公开干涉清廷政策的行为，康熙得知后非常不满，他在“禁约”上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并于同年3月17日在苏州重申自己的主张：“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于是，康熙一面驱逐多罗，交由澳门总督看管；一面派教士艾若瑟、樊守义一行前往罗马，与教皇进行沟通，澄清是非。

樊守义到达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是葡萄牙。在樊守义的眼里，这是一个风景壮丽、物产富饶的国家。“余登岸居耶稣会院，修士乍见，殷勤如故，即送安顿银器俱。全视风景，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地多泉穴，其房俱三四层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极崇美。若天主堂、圣母堂、圣人堂纯用石造，奇峻特异，雕饰供器，悉以金银。修道院颇多，而每院修道者凡数百，并设学校，分小学四品，中学二品，大学三品。且有养济院数处，甚广大，更多富贵园囿”。这些描写，与鸦片战争后首批走出国门者的记载，是何其相似。当时的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对这位中国教士也很热情，多次接见：到达葡京的“第三日，国王召见，其宫殿之崇美，目所（未）睹也”。宫廷内西洋式的美轮美奂，更是让曾经在北京见过大场面九*九*藏*书*网的樊守义过目不忘：“异日复见王，命朝内游，见红帐复墙，或锦或绣，若绘画然。复以磁器掩下截，玻璃窗、花毡垫、金镶凳、水晶桌，炫耀人目也。而朝内亦有天主堂，王之便于瞻礼者。……又翌日，王与后往宗堂谢主，其舆服华丽，则又不可胜述矣。”樊守义也注意到了两国间的差异：“往谒大臣，若（中）华差减耳。”“国王之诞，余往祝其礼。国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亲王手，或问答，或退班，约略如是。”这与中国臣下见到皇上要叩头的规矩大不相同。

教皇的使臣——嘉乐一行，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到达澳门，随即北上。1721年3月，康熙接见嘉乐。11月，嘉乐又在保留禁约的基础上，提出八项宽免，以挽回颓势。嘉乐的方案，引起在华教士的争论。这种干涉中国传统礼仪的行为，遭到康熙的严厉指责。教皇本笃十四则在1742年6月下令取消八项宽免。而在中国方面，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1月）正式下令各省传教士在半年内离境。由于罗马教廷始终将传教权掌控于西方传教士之手，更坚定了雍正禁教的决心：“教友惟认识尔等（指司铎巴多明等人），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也颁布过各项限禁天主教传教的命令。

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为了减少中西文化冲突，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认为祭祖只是表示子孙对长辈的孝道，奉侍一如生前，并没有宗教的含义；祭孔与科举考试相关，生员在考中后可到孔庙行礼，含有尊师之义，但教徒不得参加四季祭典。可是，利玛窦的策略并没有得到全部来华传教士的同意，一些教士认为祭祖是民间迷信，是认同死者为神灵，反对利玛窦等人的权宜之计，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两派之间的争论，从明末沿续到清初。远在欧洲的教廷，也发出了好几道相关的指令。但是，教廷的这些指令不但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冲突，进九-九-藏-书-网而在康熙年间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布。

在传教士内部两派之间的论争过程中，耶稣会士向康熙皇帝提出了“祭祖和敬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质”的问题。被传教士称誉为“宽仁、明智与好奇”的康熙皇帝，在此前的1692（康熙三十一年）年3月22日下诏，谕令保护全国教堂，允许人民信仰自由。由此，传教士可以在清朝版图内公开自由传教。但是，康熙也是一位谨慎的皇帝，他深知两种文化冲突的潜在风险，因此，他特别告诫传教士要小心传教，不要让地方官有反感而向上控告。针对耶稣会士提出的问题，他在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11月30日正式回复道：中国的祭祖敬孔礼仪，是一种对祖先表示崇敬的礼节，并无宗教性质。主要由非耶稣会士形成的反对派抓住这一事件，认为耶稣会士对教会内部问题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依赖教外皇帝的裁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教皇克莱孟十一在1704年11月20日命圣职部发布七条禁约，规定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不许教堂里悬挂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祭祖，禁止教徒留牌位在家。并派多罗主教前往中国宣布禁约。这些规定，引起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在挑战中国皇帝的权威。

礼仪之争，从最初天主教传教士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而演变为干涉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行为，遭到中国皇帝的禁止，是必然的结果。天主教在华传播因此而进入低潮。直到1939年12月8日，罗马教廷方面才撤销此项禁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尊孔祭祖。

教皇在罗马将艾若瑟等人扣留不准回国，康熙在北京苦等数年没有回信。其他传教士带来的信息又真假难辨，康熙对这些消息已经不敢相信，他只信任艾若瑟：“朕差往罗玛府的艾若瑟回时，朕方信，信而后定夺。”于是康熙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请俄罗斯人带信去；二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用满文、中文、拉丁文写了

九九藏书

一封公开信，木刻印刷，盖有广东巡抚的关防，习称“红票”。当时，这种“红票”共印了150张，分发给各天主堂内的西洋人，前来广州、澳门经商的体面商人，由他们带往欧洲，转达教廷。1717年4月，面对教皇的最新禁令，康熙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命令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20年，康熙更是明确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底，樊守义、艾若瑟从澳门启程，西南向航行。历经两个多月，到达巴打斐亚（今雅加达）。稍作休息后，就向西航行在茫茫印度洋上，历经三个多月，经过非洲最南端的大狼山（好望角）。在附近补充给养后，于七月底、八月初抵达波尔多嘞尔国（一作波尔都尔国，葡萄牙国的同音异译）。他们在葡萄牙首都等待了四个多月，继而启程，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到达教廷所在地罗马。在觐见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时，艾若瑟向教皇详细地报告了康熙皇帝对礼仪问题、传教事务看法，要求教皇取消禁约。樊守义后来回忆道：“教皇听后，屈臂含泪而言曰：朕绝未命多罗如此发言行事。”事情似乎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艾若瑟所呈送的文件中，没有清廷的钤章，引起了教皇的疑心，就下令艾若瑟留居在罗马，不得外出，时间长达两年又八个月。此后，艾若瑟在米兰和都林又各生活了三年。1709年3月，教皇重申以前的禁令必须严格遵守。1715年3月，教皇明令禁止教士不得再就礼仪问题进行申诉。次年8月，禁令传到广东，各国教士只得遵守。

樊守义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富贵家蠲助，延内外医生，药室各有专司，其病人之床，洁净可爱，大约千间，器皿全具而且洁净也。”让我们领略了18世纪初期欧洲的公共医疗和慈善机构的完善。

艾若瑟原名艾逊爵，166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尼斯，1695年到达中国澳门。此后在山西绛州传教时，将当地人樊守义收为教士。1699年开始管理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教务。1702年来到北京，升任教务首领，深得康熙欢心。因此，当“礼仪之争”发生后，康熙就想到了艾若瑟，派他和樊守义等人作为自己的使节，前往罗马教廷进行解释。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的信息终于传到罗马，教皇这才允许艾若瑟可以回到中国，并且一再要求艾若瑟以“健康欠佳”为由，向康熙解释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同时另派一位使臣嘉乐前往中国进行解释。艾若瑟得命后，随即起身赴葡萄牙。葡萄牙国王为此专门指派了一艘船只，以便快捷地送艾若瑟、樊守义等人到达中国。葡萄牙国王还特别准备了七箱礼物送给中国皇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艾若瑟、樊守义等人启程东还。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船只过了好望角，艾若瑟病逝。六月十三日，樊守义回到广州。两广总督当即派人护送前往北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当时康熙正在热河行宫避暑。樊守义又于九月初五日赶到热河，于九月十一日叩见康熙。康熙垂问良久。

樊守义在热河觐见康熙后，长住北京。当时，到过西欧，又回到北京的中国人，可能就只有樊守义一人。次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王公贵族们在暑热难消之际，纷纷邀请樊守义前去聊聊大西洋的风土人情。谈得多了，樊守义就想到写一篇游记——《身见录》。但是，《身见录》完稿后，并没有一位王公贵族愿意资助刊刻。乾隆十八年（1753年），樊守义去世。他的《身见录》一文原稿，则被带往罗马，被夹在一本叫作《名理探》的书内，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一直到1937年，正在欧洲留学的阎宗临先生，无意中发现了这篇作于200多年前的游记。1941年，这篇现存最早的中国人撰写的西欧游记，才与广大国人重新见面。这篇游记，虽然篇幅略显单薄，记事不够详尽，回忆或有错误，但这毕竟是康熙年间中国人在西欧生活、学习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