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火炮、西学与使团
——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的交流
4.礼仪之争与中国教士在欧洲
目录
第一章 九州、四荒与国中——先秦时期交通的形
第二章 驰道、丝路与楼船——秦汉时期交通的开拓
第二章 驰道、丝路与楼船——秦汉时期交通的开拓
第三章 “边地”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
第三章 “边地”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
第四章 水陆通,贡赋等——隋唐时期的海内外交通
第五章 神舟、站赤与水运——宋元时期交通的发展
第六章 商贾士农咸乐业——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第六章 商贾士农咸乐业——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第七章 火炮、西学与使团——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的交流
4.礼仪之争与中国教士在欧洲
第七章 火炮、西学与使团——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的交流
4.礼仪之争与中国教士在欧洲
第八章 从玩偶到导火索——铁路的修筑与近代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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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守义在热河觐见康熙后,长住北京。当时,到过西欧,又回到北京的中国人,可能就只有樊守义一人。次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王公贵族们在暑热难消之际,纷纷邀请樊守义前去聊聊大西洋的风土人情。谈得多了,樊守义就想到写一篇游记——《身见录》。但是,《身见录》完稿后,并没有一位王公贵族愿意资助刊刻。乾隆十八年(1753年),樊守义去世。他的《身见录》一文原稿,则被带往罗马,被夹在一本叫作《名理探》的书内,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一直到1937年,正在欧洲留学的阎宗临先生,无意中发现了这篇作于200多年前的游记。1941年,这篇现存最早的中国人撰写的西欧游记,才与广大国人重新见面。这篇游记,虽然篇幅略显单薄,记事不够详尽,回忆或有错误,但这毕竟是康熙年间中国人在西欧生活、学习的观感。
教皇在罗马将艾若瑟等人扣留不准回国,康熙在北京苦等数年没有回信。其他传教士带来的信息又真假难辨,康熙对这些消息已经不敢相信,他只信任艾若瑟:“朕差往罗玛府的艾若瑟回时,朕方信,信而后定夺。”于是康熙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请俄罗斯人带信去;二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用满文、中文、拉丁文写了一封公开信,木刻印刷,盖有广东巡抚的关防,习称“红票”。当时,这种“红票”共印了150张,分发给各天主堂内的西洋人,前来广州、澳门经商的体面商人,由他们带往欧洲,转达教廷。1717年4月,面对教皇的最新禁令,康熙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命令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20年,康熙更是明确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传教士内部两派之间的论争过程中,耶稣会士向康熙皇帝提出了“祭祖和敬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质”的问题。被传教士称誉为“宽仁、明智与好奇”的康熙皇帝,在此前的1692(康熙三十一年)年3月22日下诏,谕令保护全国教堂,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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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信仰自由。由此,传教士可以在清朝版图内公开自由传教。但是,康熙也是一位谨慎的皇帝,他深知两种文化冲突的潜在风险,因此,他特别告诫传教士要小心传教,不要让地方官有反感而向上控告。针对耶稣会士提出的问题,他在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11月30日正式回复道:中国的祭祖敬孔礼仪,是一种对祖先表示崇敬的礼节,并无宗教性质。主要由非耶稣会士形成的反对派抓住这一事件,认为耶稣会士对教会内部问题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依赖教外皇帝的裁定,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教皇克莱孟十一在1704年11月20日命圣职部发布七条禁约,规定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不许教堂里悬挂有“敬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祭祖,禁止教徒留牌位在家。并派多罗主教前往中国宣布禁约。这些规定,引起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在挑战中国皇帝的权威。
教皇的使臣——嘉乐一行,于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到达澳门,随即北上。1721年3月,康熙接见嘉乐。11月,嘉乐又在保留禁约的基础上,提出八项宽免,以挽回颓势。嘉乐的方案,引起在华教士的争论。这种干涉中国传统礼仪的行为,遭到康熙的严厉指责。教皇本笃十四则在1742年6月下令取消八项宽免。而在中国方面,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1月)正式下令各省传教士在半年内离境。由于罗马教廷始终将传教权掌控于西方传教士之手,更坚定了雍正禁教的决心:“教友惟认识尔等(指司铎巴多明等人),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也颁布过各项限禁天主教传教的命令。
礼仪之争,从最初天主教传教士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进而演变为干涉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行为,遭到中国皇帝的禁止,是必然的结果。天主教在华传播因此而进入低潮。直到1939年12月8日,罗马教廷方99lib.net面才撤销此项禁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尊孔祭祖。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的信息终于传到罗马,教皇这才允许艾若瑟可以回到中国,并且一再要求艾若瑟以“健康欠佳”为由,向康熙解释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同时另派一位使臣嘉乐前往中国进行解释。艾若瑟得命后,随即起身赴葡萄牙。葡萄牙国王为此专门指派了一艘船只,以便快捷地送艾若瑟、樊守义等人到达中国。葡萄牙国王还特别准备了七箱礼物送给中国皇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艾若瑟、樊守义等人启程东还。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船只过了好望角,艾若瑟病逝。六月十三日,樊守义回到广州。两广总督当即派人护送前往北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当时康熙正在热河行宫避暑。樊守义又于九月初五日赶到热河,于九月十一日叩见康熙。康熙垂问良久。
有的说法则似是而非:“有一完石空塔,可容千人。”这个完石空塔即指安东石柱,高达92米多,共由28块石头组成,外刻罗马人与日耳曼人战争图案,中间凿空,人可螺旋而上至柱顶。“可容千人”则不正确。明末由传教士艾儒略编著的《职方外纪》也记载了这座石塔:“此外又有高大浑全石柱,外周画镂古来王者形像故事,烂然可观。其内则空虚,可容几人登隮上下,如一塔然。”南怀然的《坤舆图说》记载相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底,樊守义、艾若瑟从澳门启程,西南向航行。历经两个多月,到达巴打斐亚(今雅加达)。稍作休息后,就向西航行在茫茫印度洋上,历经三个多月,经过非洲最南端的大狼山(好望角)。在附近补充给养后,于七月底、八月初抵达波尔多嘞尔国(一作波尔都尔国,葡萄牙国的同音异译)。他们在葡萄牙首都等待了四个多月,继而启程,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二月到达教廷所在地罗马。在觐见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时,艾若瑟向教皇详细地报告了康熙皇帝对礼仪问九*九*藏*书*网题、传教事务看法,要求教皇取消禁约。樊守义后来回忆道:“教皇听后,屈臂含泪而言曰:朕绝未命多罗如此发言行事。”事情似乎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艾若瑟所呈送的文件中,没有清廷的钤章,引起了教皇的疑心,就下令艾若瑟留居在罗马,不得外出,时间长达两年又八个月。此后,艾若瑟在米兰和都林又各生活了三年。1709年3月,教皇重申以前的禁令必须严格遵守。1715年3月,教皇明令禁止教士不得再就礼仪问题进行申诉。次年8月,禁令传到广东,各国教士只得遵守。
城市的公共花园、古代遗迹,也是一一印入樊守义的脑海。“城内外花园有多景致,每年修理,春夏憩息,摆列珍玩。”城市公共花园的优点,在近代走向世界的人士笔下,也多有记载。“人造一高梁,长九十余里,引远高山大泉之水,流入城内,挖洞得泉,十字街堆古山,凿石人,四傍冒水,街道铺石,各家俱有水法。”“人造一高梁”指的是克洛底亚水道,引苏彼亚哥水入罗马城。乾隆年间建圆明园,园内就有大量西洋水法——喷泉。“有一所非宫非殿,其房如塔,形圆,上下五层相连,有万余间,周围窗户,层层便看,乃古时养狮处,今已坍毁其半矣。”这就是著名的罗马斗兽场。直到近代国人再次走向世界,通过他们的游记,这些景观才为中国人所了解。
樊守义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罗马世俗人家的陈设、衣着等等,也引起了樊守义的注意:“公侯家,绣缎饰墙,金花镶凳,宝器无价,摆设床帐,不啻万亿。其出入车马鞍帏,华美难比。使役仆卒,各以衣帽分职。”“又凡各国使臣,务极浮华,为国君光彩。邻邦货物,靡不悉具。邻邦英俊,群集城内。”
康熙一开始对多罗是以礼相待。当他得知教皇要中国政府服从禁令,便叫多罗离京。随即宣布谕旨,规定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服从中国礼仪,否则不准在中国传教。多罗一行于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要求全体教士必须九九藏书遵行。对于这种公开干涉清廷政策的行为,康熙得知后非常不满,他在“禁约”上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并于同年3月17日在苏州重申自己的主张:“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于是,康熙一面驱逐多罗,交由澳门总督看管;一面派教士艾若瑟、樊守义一行前往罗马,与教皇进行沟通,澄清是非。
“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富贵家蠲助,延内外医生,药室各有专司,其病人之床,洁净可爱,大约千间,器皿全具而且洁净也。”让我们领略了18世纪初期欧洲的公共医疗和慈善机构的完善。
艾若瑟原名艾逊爵,166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尼斯,1695年到达中国澳门。此后在山西绛州传教时,将当地人樊守义收为教士。1699年开始管理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教务。1702年来到北京,升任教务首领,深得康熙欢心。因此,当“礼仪之争”发生后,康熙就想到了艾若瑟,派他和樊守义等人作为自己的使节,前往罗马教廷进行解释。
樊守义到达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是葡萄牙。在樊守义的眼里,这是一个风景壮丽、物产富饶的国家。“余登岸居耶稣会院,修士乍见,殷勤如故,即送安顿银器俱。全视风景,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地多泉穴,其房俱三四层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极崇美。若天主堂、圣母堂、圣人堂纯用石造,奇峻特异,雕饰供器,悉以金银。修道院颇多,而每院修道者凡数百,并设学校,分小学四品,中学二品,大学三品。且有养济院数处,甚广大,更多富贵园囿”。这些描写,与鸦片战争后首批走出国门者的记载,是何其相似。当时的葡萄牙国王若望五世,对这位中国教士也很热情,多次接见:到达葡京的“第三日,国王召见,其宫殿之崇美,目所(未)睹也”。宫廷内西洋式的美轮美奂,更是让曾经在北京见过大场面的樊守义过目不忘:“异日复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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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朝内游,见红帐复墙,或锦或绣,若绘画然。复以磁器掩下截,玻璃窗、花毡垫、金镶凳、水晶桌,炫耀人目也。而朝内亦有天主堂,王之便于瞻礼者。……又翌日,王与后往宗堂谢主,其舆服华丽,则又不可胜述矣。”樊守义也注意到了两国间的差异:“往谒大臣,若(中)华差减耳。”“国王之诞,余往祝其礼。国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亲王手,或问答,或退班,约略如是。”这与中国臣下见到皇上要叩头的规矩大不相同。
数月后,樊守义经直布罗陀海峡,来到斯巴尼亚(即今西班牙)。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后,进入意大理亚(即意大利)国界,开始陆行,经比撒入罗马。作为教士,樊守义记载了大量宗教建筑:“余至此(罗马)二日,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多园囿,有大书库,库列大厨,无论其所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箱,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天主堂、圣人圣母堂,无论内外之美,即一祭台令人看玩不尽。大概以石为之,而祭台则更以珍贵之石为之也。供器无非金银。耶稣会有十院,又有三堂。堂中所用器皿祭衣,镶珠玉金宝。”“有一圣若望堂者,傍有古教王宫殿,堂内深大,雕成十二宗徒白石像,中有圣物库,四面铁门。”
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为了减少中西文化冲突,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认为祭祖只是表示子孙对长辈的孝道,奉侍一如生前,并没有宗教的含义;祭孔与科举考试相关,生员在考中后可到孔庙行礼,含有尊师之义,但教徒不得参加四季祭典。可是,利玛窦的策略并没有得到全部来华传教士的同意,一些教士认为祭祖是民间迷信,是认同死者为神灵,反对利玛窦等人的权宜之计,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两派之间的争论,从明末沿续到清初。远在欧洲的教廷,也发出了好几道相关的指令。但是,教廷的这些指令不但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冲突,进而在康熙年间发生了著名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禁止天主教在华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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