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货物外，隋唐文献中也有奴隶输入的记载。隋朝，陈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这些昆仑人即“昆仑奴”，身高肤黑，多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张籍《昆仑儿》一诗有着形象的描写：“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昆仑人来自于遥远的殊奈国、甘棠国：“殊奈国。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习俗与婆罗门同。绝远，古未尝通中国。唐贞观二年十月，朝贡使至。”“甘棠国。在大海之南，昆仑人也。唐贞观十年，与朱俱婆国朝贡使同日至。”这种现象至宋代还存在：“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这些昆仑奴，应该来自于非洲。

创立不久的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据明人记载，穆罕默德有四大贤人在唐武德年间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经考证，泉州的两位贤人墓地是宋代的，但由于唐代扬州、广州生活着不少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在唐代应该已经传入中国。大食商人苏莱曼（Suleiman）在851年（大中五年）所撰的东游见闻，记录了阿拉伯人在广州的情形：

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贸易也得到了加强。据考证，唐朝从广州至南海各国的航线，主要有以下数条：1.从广州经东南亚、斯里兰卡、阿拉伯至波斯湾；2.从广州经东南亚、斯里兰卡至伊拉克；3.从伊朗经斯里兰卡、东南亚至广州；4.从斯里兰卡经爪哇、越南到广州；5.广州至东南亚之间。当时东南亚与广州有经常性贸易往来的国家有：林邑、真腊、丹丹、盘盘、堕和罗、赤土、骠国（缅甸）、室利佛逝、堕婆登（在今苏门答腊）、诃陵（爪哇）、波斯、大食、婆利、印度、罽宾、师子国、大秦国等。天宝九年（750年），“江中有波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其海外杂国，若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

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整理了一份唐朝至周边九*九*藏*书*网国家的路程记。从唐朝的边境出发，通往各邻国的主要路线有七条，其中第七条为“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从广州港出发，前往南洋、阿拉伯的路程（括弧内的文字为作者所加，下同）：

唐朝管理广州海外贸易的官员，最初为地方行政官员——都督或长史。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扩大，这种由地方官员兼职的非专业管理模式便显得越来越不适合实际业务的需要了。开元十年（722年）左右，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出任市舶使一职的，大多是皇帝的心腹太监，或者是岭南节度使。有的宦官市舶使还拥有军权，在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发生了宦官市舶使吕太一率领军队驱逐岭南节度使张休，让下属抢掠广州城的一幕闹剧。

唐朝的广州港，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从公元7世纪30年代开始，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食国。大食国疆域辽阔，重视航海交通，海船能够直接航行到中国沿海。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了从沿海路到达中国，在中国境内从南向北的四大港口：“从栓府至中国的第一个港口鲁金（Lūqin），陆路、海路皆为100法尔萨赫。在鲁金，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从鲁金至汉府（Khānfu），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汉府有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Khānju）为8日程。汉久的物产与汉府同。从汉久至刚突（Qāntū)为20日程。刚突的物产与汉府、汉久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船能在这大河中航行。这些河均有潮汐现象。”文中的鲁金，即唐代交州的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一带。汉府即广州。汉久可能是福建泉州一带。刚突即扬州江都县。

广州输入的物资有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以及各种香药和植物：乳香、龙脑香、安息香、青木香、苏合香、苏方木、无石子、胡椒、白豆蔻、阿日浑、无漏子、没药、波棱菜、无花果等等。广州输出的物资，据阿拉伯人记载，有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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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围节、内桂、高良姜等。近年来，在埃及开罗、东非、波斯湾的西拉夫、伊拉克的萨麻拉等地，先后发现了唐代的瓷片或唐三彩碎片，说明瓷器的出口也占相当比重。在大食有许多从中国来的工匠：“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阝睘〉、吕礼。”

这份路程明确记载唐朝通往阿拉伯的航线，是从广州起航，向南经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往西南方向，经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达今越南东南部的海面，再南经马来半岛湄公河口，通过新加坡海峡抵达苏门答腊岛。由此经爪哇、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到达波斯湾的奥波拉港和巴士拉港。这条航线联结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几大地区，是唐朝通往外国最长的海上航线，约达1.4万公里。

广州港的外港有屯门、波萝庙两处。屯门在今香港新界青山湾，港口坐北朝南，九迳山与青山分布东西，大屿山为其屏障。波萝庙在今黄埔南岗庙头村，又作古斗村、扶胥镇，进出港的船舶均在此停靠，参拜海神，祈求神灵的保佑。内港有光塔、兰湖等码头。光塔码头在今广州光塔街一带，靠近蕃坊。光塔就是为引航所建。清乾隆年间，曾在光塔南侧地下挖出洋舶。兰湖码头在今流花湖公园一带，当时为广州内河航运的重要码头，南海县署就建在附近。

广州有旺各师墓。相传旺各师为穆罕默德母舅，护送《可兰经》来华传教，于贞观六年（632年）到达长安，唐太宗准许他在长安建立大清真寺，后来还允许他在江宁、广州分别建立清真寺。由于来广州的外国人以阿拉伯人居多，一说居住在广州的外99lib.net国人达12万人，“蕃坊”成为阿拉伯文化荟萃之地。“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蕃坊位于广州城外，有朝天街、玛瑙巷、甜水巷等源于阿拉伯语含义或称呼的地名。到了宋代时，史籍明确记载广州蕃坊设蕃长一人，由外国人担任，负责管理蕃坊内公事，招徕蕃商船舶。蕃坊内建有蕃宅、蕃市、蕃学、蕃仓等阿拉伯式建筑，专供外商及其家属居住、交易、学习等。

外国商船在广州进行贸易，要履行“纳舶脚”、“收市”和“进奉”等手续。“纳舶脚”就是征收船舶的进口税，据阿拉伯文献记载，税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这么高的税率，实际上是市舶使或地方官的暴敛，这在唐朝文献中屡见记载。“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指节度使）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钧（指岭南节度使卢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韦正贯“俄擢岭南节度使。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由于节度使的收入很多，排场也很大：“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大食国、波斯国商人武装攻广州城，抢仓库，烧民房，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说明外国商人与地方官员间的矛盾很深。为此，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不得不要求节度使们减轻税率：“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随着广州港海上交通的发展，岭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日益增多，“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但广州与内地的交通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通过骑田岭至湖南郴州，另一条是经大庾岭到江西赣州。秦在大庾岭上设横浦关，为内地通岭南道路之一。但是这条道路险要难行，“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山路险阻，运输货物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背负，“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十一月，朝廷命张九龄开辟大庾岭新路。新建的大庾岭道没有从秦汉的小梅关经过，而是在小梅关以东的隘口另辟新道，使得里程缩短，路况条件改善，可以容数辆车并行，“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沿途建有驿站、驿馆，内地与岭南的人员和物资得以较为便捷地来往和交流，构成了长安——洛阳——汴河——淮河——江南运河——杭州９９ｌib.ｎｅｔ——钱塘江——常山——玉山——信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通道——浈水——北江——广州的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这些因素，使广州港成为唐帝国四大海港中的最大一个。

广州港，即秦汉时期的番禺港。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的边缘，自然条件优越，“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鄱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占领岭南。步骘来到番禺，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交州治番禺。从此，番禺成为岭南的交通中心。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岭南地区人口有所增加，孙权考虑到岭南地区幅员过大，将交州一分为二，新置广州。不久，又合二为一。永安七年（264年），孙休再次将交州一分为二，合浦以北为广州，治南海郡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老城区）。此后，随着国际航运业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海上航路逐步开通，东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港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法显等僧人从西域取经归来，也是从印度通过海路回到广州。

唐代广州港的对外贸易范围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其他各个港口，前来经商的外国商船日益增多。唐大历年间，由于冯崇道之乱，每年至广州的外国商船，一年只有四五艘。大历四年（769年），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平定叛乱。李勉为官清廉，当有外国船舶入港时，并不上船“检阅”。次年，来广州的外国船舶增至四十余艘，一说增至四千余艘。“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这些外国远洋船上专门饲养有信鸽，万一船只在海上遇难，就将信鸽放飞，通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