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边地”与“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
2.古印度人的地理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目录
第一章 九州、四荒与国中——先秦时期交通的形
第二章 驰道、丝路与楼船——秦汉时期交通的开拓
第二章 驰道、丝路与楼船——秦汉时期交通的开拓
第三章 “边地”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
第三章 “边地”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
2.古印度人的地理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四章 水陆通,贡赋等——隋唐时期的海内外交通
第五章 神舟、站赤与水运——宋元时期交通的发展
第六章 商贾士农咸乐业——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第六章 商贾士农咸乐业——明朝的交通与旅游的兴盛
第七章 火炮、西学与使团——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的交流
第七章 火炮、西学与使团——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的交流
第八章 从玩偶到导火索——铁路的修筑与近代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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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所居之中天竺国位于赡部洲之中。赡部洲在苏迷山(即苏迷卢山)以南的大海中,东西24万里,南北28万里。中天竺的四至为:“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振旦即神州之号也。彼人目之),南至金地国五万八千里,西至阿拘遮国五万八千里,北至小香山阿耨达池五万八千里。”在赡部洲的中央,“有一大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无热恼也,即经所谓阿耨达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居山顶上,非凡所至,池周八百里,四岸宝饰。”显然,古印度人已经认识到地处中亚的帕米尔高原是世界屋脊。“故此一池分出四河,各随地势而注一海。故葱岭以东水注东海,达嚫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
中天竺之所以自称为“中国”,是因为“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平也”。黄河流域的中国,则被古印度人称九_九_藏_书_网为“振旦”。
《释迦方志》卷二《统摄篇》记载了古印度人对世界的认识,认为世界是由苏迷卢山和四大洲组成。苏迷卢山一名须弥山,地处大海之中,半出海上八万由旬,日月围绕着苏迷卢山山腰回转。苏迷卢山之外的海中,分布着四大洲:东洲名毗提诃(即胜身),南洲为赡部,西洲名瞿陀尼(即牛货),北洲名拘卢(一作俱卢)。四大洲一称“四有”,它们形似荷花的花瓣,围绕在苏米卢山周围。
《法显传》中多次提到“中”,梵文原意是指任何东西的中央、中部,地理上用来指称北从喜马拉雅山、南到文迪亚山脉间的恒河中流的广大地区,我国史籍中一般称之为“中天竺”。“中国”以外的地区,则被称为“边地”。法显用“中国”、“边地”这两个词,生动地反映了古印度对世界的认识及其地观念。唐朝高僧道宣所著《释迦方志》,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古印度人的地理观念。www.99lib•net
西域的许多河流,下游大多消失在沙漠之中。古人不理解这种现象,就认为这些河流是潜入地下,会在东方某一地方重新流出地面,汇成黄河。张骞出使西域,就接受了这种观点:“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形成黄河重源说:“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九-九-藏-书-网,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古印度人的这种世界地理观念,也对中国人对黄河源头在哪里的认识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黄河流域,但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黄河源头在哪里,则长期认识不清,这一方面是因为黄河源头地处高寒、沼泽地带,不适合人类居住,不易调查,另一方面是因为黄河源头所在的青海省中南部,历史上有较长的时期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范围之内,也无法调查。因此,成书于春秋末年至汉代初年的《山海经》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至于昆仑山在哪里,又是说法各异。而古印度人则有一种认识,认为在“中九九藏书网国”有一条大河,同出一源,四向分流。佛教兴起后,继承了这种观念,并把它编入佛经:“雪山中间有宝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埵出,高百由旬。其山顶上有阿耨达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净无秽。七宝砌垒,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种种异色,七宝合成。……阿耨达池东有恒伽河,从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阿耨达池南有新头河,从师子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南海。阿耨达池西有婆叉河,从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阿耨达池北有斯陀河,从象口中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这篇《长阿含经》中的阿耨达池,在《大唐西域记》中作阿那婆答多池,是神话中的天池。恒伽河即今恒河,东海当即今孟加拉湾。新头河即今印度河,南海可能是指阿拉伯海。婆叉河为今阿姆河,西海大致为今咸海和里河。斯陀河所指不明,指雪山(喜马拉雅山脉西部)藏书网以北的某一条河流。随着佛教由中天竺传入中亚的葱岭一带后,僧侣就以斯陀河来指称今新疆境内的河流。
随着佛教的继续东传,西域僧侣东行到黄河流域,接触到汉文化之后,就很自然地将黄河发源地昆仑山与阿耨达池所在的阿耨达山、黄河与斯陀河联系在一起。东汉末年献帝(189~220年)间,中天竺国僧侣孟康详在翻译《佛说兴起行经》时,在所作的序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所谓昆仑山者,则阎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宝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围山,山内平地,泉处其中。泉岸皆黄金,以四兽头,出水其口,各绕一匝已,还复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则黄河是也。”《法显传》成书后的一百年,北魏郦道元在注《水经》时,也采用了黄河重源说,并且多次采用《法显传》中的有关记载。这种错误的认识,一直影响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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