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庞培最后的结局而惋惜落泪的人也无法恶语指责恺撒，因为恺撒不仅没有对庞培进行批判，甚至在得知他死讯的瞬间，心中感想一句都没有写下。他留下的这一行文字，既是恺撒自身性格的反映，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如果从既要有所制约又要能充分表现文章力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如同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一般，是能够传递语言重量感的绝佳例子。
虽说忍不住要为他的命运感到悲哀，但我认识的庞培真是一个不懂得规避、只知道直面世界的男人。
我想，以恺撒的一贯作风，可能会向庞培提出“两头政治”的解决方案吧。回想起来，渡过卢比孔河后，恺撒多次试图与庞培和解，而且恺撒唯一坚持的条件，就是他要通过和庞培进行两人之间的直接会谈来解决。对恺撒来说，自从“三头政治”建立以来，特别是在经过“卢卡会谈”的“商讨”之后，只要能够和庞培进行商谈，最终的结果都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下去的。恺撒一直都拥有这种自信。在法萨卢斯战役胜利之后这样做就更容易了。恺撒拥有极为强大的自信心，可以将表面上的“两头政治”变成实际上的“一头政治”。
所谓内战，是国内两种势力相互对抗而产生的斗争。以我的观点，恺撒认为从渡过卢比孔河开始到庞培之死，这场内战就算走到了尽头。
这是公元前48年9月28日，距离法萨卢斯战役仅仅过了1个月零20天。4天后，恺撒的身影出现在了亚历山大港。
缺乏智慧。零说服力。体力也已是今非昔比。因沉溺于年轻娇妻而疏于政务。没有自我控制能力。至于意志力，则自始至终都没有过。等等。
2000年后有位英国学者则是这样评价的：
此外，如果双方都妥协了的话，首先喝彩的人一定是西塞罗——即使“两头政99lib•net治”中有一人只不过是名誉“会长”，或者说是权力被架空的“会长”。
不管知道庞培死讯之后的恺撒真正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庞培已经死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这个既成的事实面前，恺撒在想到上述所说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想到了两个有利影响：
如果恺撒能够成功地生擒庞培又当如何呢？他连普通士兵都可以释放，给予自由，对庞培肯定也会给予自由的。但是得到自由之后的庞培又要选择怎样的方式生存呢？从这15年来他的生活方式推测，他会不会选择回到阿鲁巴的别墅，带着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偶尔招待前来探访的部下，过着平静的隐居生活呢？
但是庞培被杀了，他的死反而让反恺撒派更加有了支撑的支柱。此刻的庞培再不是那个生前有着诸多缺点的人，而是成了死后被人们回忆起更多优点的、偶像化的人物，被尊称为“伟大的庞培”。
在阿基拉斯的劝说下，上了小型迎接船的只有庞培、公元前49年度的执政官雷托鲁斯以及少数士兵。
浸泡在香油中的庞培的首级，以及象征着他信印的金戒指被送到恺撒的面前。根据后来的史学家，也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家普鲁塔克和狄奥·卡西乌斯等人的记载，恺撒见此情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有学者认为，不污染自己的双手就除掉了宿敌，对恺撒来说正是自己最盼望的结局。同意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然而，真实的恺撒是这样想的吗？
来迎接的船虽有不少船员在划桨，但实际上只是勉强可以称为“舟”的小型船。此外，被称为希腊人的伦理学教师阿基拉斯和罗马士兵塞普提米乌斯也在船上。庞培看到在扫荡海盗作战中曾是自己属下百夫长的塞普提米乌斯，心里安定下来，相信了阿基拉斯说的先九*九*藏*书*网只请庞培前往港内会见等待中的埃及国王。庞培也没有怀疑其余人将有其他船只前来迎接的说辞。
这样的话，恺撒就会很麻烦了。庞培不是那种因为有着鲜明的政治信仰，所以决定坚持元老院主导的寡头政治体制的元老院派或者庞培派领袖，他是被那些人推举为领袖的。即使他自己非常渴望过上平静的隐居生活，但是只要拥戴他的人存在，他就有可能经常被推举。对恺撒来说，这样的庞培永远是个危险的人物。
12年前的公元前60年，当时46岁的庞培和40岁的恺撒两人还是结成“三头政治”的盟友。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9年，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尤利娅为妻。公元前58年，恺撒将首都罗马托付给庞培，出发前往高卢平乱。在出发前，恺撒曾写下遗书，这个遗书的继承人就是成为他女婿的庞培。
但是，恺撒的
《内战记》是面向同时代罗马人的作品，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即便是艺术品也不是古代艺术品。读到这一行文字的人，如果是恺撒派的话，自然要高唱凯歌；如果是庞培派的人，则难免要流下伤心的泪水。因此，这一行字在感情上是符合双方需要的。
而且，让战败者加盟并同化他们，这是罗马人对待失败者的传统做法。很多的事例已经表明，恺撒也是个懂得妥协的、现实的罗马人。
亚历山大港既是当时埃及的首都，也是东地中海领域最大的海港城市，拥有可以停靠大型船舶的完善设施。庞培乘坐的五层楼高的帆船原本可以在著名的灯塔后宽阔的内港下锚停靠，但是，由国王的家庭教师和宦官组成的亲信以15岁的埃及国王的名义，传达出迎接的消息，所以请庞培在港外等待。他们对毫不怀疑地等待着的庞培说，会有迎接船靠近他。
事实
九_九_藏_书_网上，在这之后继续进行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都是由恺撒的幕僚和中坚将领执笔的。尤其要提的是《亚历山大战记》的执笔者希尔提乌斯，这个人是代替恺撒写《高卢战记》最后一卷的人，但是他没有参与亚历山大战役。没有从军参加战役也没有去过亚历山大港的希尔提乌斯，只能根据恺撒的口述来写作。恺撒只是口述，没有参与成书写作，因此，《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都是交给属下完成的。从只通过口述笔记就能写成出色散文来看，恺撒这样的人并不是不能写，而是没有写作的意向——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吧。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
《内战记》在这之后没有继续写下去，在我看来，不是因为恺撒没有充裕的时间撰写，而是他认为再没有写下去的必要了。
同样是得知庞培死讯后写下的文章，西塞罗的文字就完全不一样。在他写给好友阿提库斯的私人信件中，尽管不需要考虑政治因素，也通过文章从正面充分地反映出了作者的气质：
这个庞培在7年后从恺撒的盟友变成了最强硬的反恺撒派，两人的关系从过去的盟友变成了对手。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庞培逃离意大利，在法萨卢斯战役之后逃到埃及送了性命。这就是年龄只有6岁之差的罗马双雄在最后两年里的命运。冷峻而不冷酷的恺撒面对曾经的好友因为立场的改变而得到这样的下场，为之伤心落泪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恺撒对这件事只在书中写下了一行文字：
跟随庞培上船的几名士兵也被当场杀死，雷托鲁斯被关进了大牢，后来也在那里被杀。载着庞培的小船起锚疾走，在人们的悲号声中远去。
“我在亚历九九藏书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对于恺撒写下的这一行文字，我是这么看的：对恺撒来说，这非但不是最后的可以放心的终结，反而在为背后更深远的东西而担忧。
第一，对恺撒而言，武将当中唯一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以后恺撒真的只需要“攻打无将之师”。在这之后，他可以长时间地在埃及滞留，既是因为卷入了埃及王室的内部争斗，也是因为那时已经进入了刮西北风的季节而无法出港，同时也是因为被克娄巴特拉的魅力吸引——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可以看出来，恺撒一直处于绷弦般的紧张情绪，此时得到了缓解。
此外，对天才和人才的区别方法是智慧和热情是否能合二为一，而庞培在这一点上尚有欠缺。
庞培有那样的结局，我其实已经充分地预想过了。法萨卢斯战役后，他处于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这一点在罗马世界里，上至王侯下至民众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他逃到哪里，最终的结果都只有一个。
《内战记》是从渡过卢比孔河开始记录，却并不是以法萨卢斯战役，而是以庞培之死作为终结的。此后的和庞培派的斗争虽然还在持续，但是这已经不再是内战了。这难道不是恺撒的“宣判”吗？这已经不再是互相抵抗的两大势力之间的抗争了，仅仅是解决叛乱分子的抵抗而已。
首先最为明确的一点是：逃到北非的强硬反恺撒派和庞培派人士，想继续反对恺撒就将师出无名。
那么，恺撒又该何去何从呢？
西塞罗竟然追随了一个在自己口中形容得如此糟糕的人，读者对此一定会感到目瞪口呆。但这就是西塞罗对在世时的庞培的评价。
“我在亚历山大港，得知了庞培的死讯”，这么简短的一行字，是在当时能引起正反两方读后感想的一行字，也是能经得起后世反复诵读的一行字。
这一行字，如小林秀雄所言，是比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更美的古代艺术品。我也与他持同样看法。
在得知庞培的死讯后，西塞罗立刻停止了这样的评价。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死往往可以让人们忘记对他生前的种种批判，而只会回忆起那人优秀出众的一面。这不也正是很多人共同的现实人性吗？
但是一旦庞培担任被架空了权力的“会长”，而由恺撒担任运营总监的“两头政治”真的实现的话，事态会有所变化吗？
庞培如若在战场上，是恺撒值得作为对手的唯一一位将领。但是，与都拉斯战役失败时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恺撒相反，法萨卢斯战役中的庞培是最先一个舍弃战场的战士。
这个西塞罗对活着的庞培的评价没有一句好话，即使是在毫无顾虑地写给密友的信中，也是如下的腔调：
庞培乘着小船，在妻儿和岳父梅特鲁斯·西庇阿的注视下，远离了五层楼高的大船。小船在一箭之遥的距离外停了下来——肯定在百米开外。但是这个距离在一览无余的海面上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塞普提米乌斯控制庞培的动作，庞培的右腕被压在船舷之外动弹不得，都映入众人眼中。他的亲族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一片哀号和绝望声中，庞培的人生走到了尽头。
第二，事实证明，在庞培死后，残留下来的反恺撒派也不可能再推戴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出来了。元老院派里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够代替“伟大的庞培”的人。格涅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庞培的两个儿子，仅仅是继承了庞培的血脉而已。小加图虽然是个有威慑力的人物，却缺乏声望。而西塞罗虽堪称罗马的“舆论代表”，但难以引导整个反恺撒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