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孤独是恺撒这类人一生都逃脱不掉的宿命，这或许也是拥有天赋才能的代价吧。沉溺于孤独中是无法完成所行之事的。恺撒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感叹自己的孤独，他把西塞罗的评论晾在一边，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推行历法改革，这是他作为实干家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塔普苏斯会战成功肃清了庞培余党，公元前46年4月，恺撒离开了北非。

西塞罗对苏拉的独断专行、肃清反对派以强化统治阶级的做法并不认同。“喀提林阴谋”时期任执政官的西塞罗深深担忧苏拉的恐怖政治会导致人心涣散。

罗马独特的共和体制是这样的：每年由两位执政官共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由不经选举的所谓“精英”组成的元老院辅助执政官，国家大事由拥有投票权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最终决定。负责行政事务的大多是元老院元老，因此罗马政体也被称为“寡头政治”。

恺撒的做法让众多反对他的罗马人都放下了压在心头的石头。同胞之间的流血争斗，已经使大多数罗马人筋疲力尽了。像小加图那样认为宽容精神是亵渎共和政体精神的罗马人虽然已经不多，但罗马人的传统思想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改变的，反对宽容的人依然存在。小加图虽已在乌蒂卡自杀身亡，但仍有人帮助庞培的两个儿子逃走，并准备在西班牙集结９9lib.nｅt人马反击。

西塞罗的热心源于他的政治理念，他期望罗马在手握大权的恺撒领导下，重建少数精英主导的自由的共和制国家。但这也正说明了西塞罗和恺撒的思想并不在一处。因为恺撒认为国家建设并不是一种政治理念而是实干，能否让国家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最初其实并未理解的某个理念，而随着该理念的实施，他会生出被出卖的感觉。在战场上从不孤独的恺撒，这一回在政坛上尝到了孤军作战的滋味。

尽管如此，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描述的时代里确立的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到《罗马人的故事02·汉尼拔战记》中描述的时代，无须外国人波里比阿称赞，就已经在元老院主导下显现出优势。罗马之所以能击败天才将领汉尼拔和大国迦太基，也得益于元老院团结一心负责起战争的指挥系统。可以说，对迦太基的胜利就是罗马组织能力的胜利。那时候元老院阶级始终战斗在最前线，阵亡比例也是最高的。

格拉古兄弟首先指出罗马的内乱是由于元老院体制功能丧失，因此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著的《罗马史》是从格拉古兄弟时代开始记述的。可见这也是古罗马人的共识。恺撒有着超越时空的思维，也认为霸权国家罗马是从格拉古兄弟时代就开始陷入混乱状态的。实际上，恺撒在就任执政官的第一年进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改革就九_九_藏_书_网是将格拉古兄弟提案发起的但由于他们过早去世而停止的《土地法》延续下去。

比苏拉年轻30岁的西塞罗，又有什么良策拯救罗马呢？

不过西塞罗还是比别人更加担心国家的现状，他想到的改革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公职人员生活的净化”。在他看来，如果“净化”能实现的话，那么罗马的未来就是稳定的。西塞罗相信舆论的力量能够保证“净化”的实现，于是他发表的论著乃至辩护文章中，都以提高罗马公职人员的道德为目的，而不是从哲学意义上改善普通人的道德观。

那么在恺撒心中，从公元前49年1月12日渡过卢比孔河开始的内战大概可以画上休止符了。不过，鉴于恺撒和庞培之间实际上是反元老院体制与坚持元老院体制之间的抗争，因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终结。

在那之前一直发挥正面作用的政治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渐显现出弊端来。然而，若要人去改变已经习惯的并有正面作用的制度，甚至比让他们从零开始都艰难得多。因为改变制度意味着人们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特别是那些一贯对自己能力极有信心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否定自己更加困难的了。但是如果不否定旧的自己，就无法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新制度。自格拉古兄弟以来，令罗马精英头疼的问题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西塞罗虽然在《论加图》中对小加图以死明志的精神大加褒奖，但他同时也赞赏恺撒实行的“宽容路线”。此时的西塞罗积极致力于修补昔日同事与恺撒的关系，以团结两派为己任。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越来越多。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国家职能的发挥并不依赖于选民的自身知识和判断力，而是依赖某事件发生时能够立即到场参与决策的选民数量。雅典人如果双亲有一方出生于其他城邦，他就得不到公民权。雅典就是采取对公民权的“封锁政策”，才发挥了民主政治的功能。

不过，继格拉古兄弟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罗马的问题已严重到不是单靠一两项政策就能改变的地步了。问题的根源在于，罗马独特的共和政体已经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苏拉、西塞罗和恺撒都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

但是，恺撒这样做比苏拉采用铲除异己实行改革的办法要困难得多。话虽如此，苏拉的做法与其个性相符，恺撒的做法也表现了他的气度。

但是西塞罗也不同意同时代的恺撒提出的改革元老院制度本身的做法。作为非罗马出身的成功人士，西塞罗和普通“外地人”一样对接纳自己的体制抱有好感，因此热衷于维护现有体制。

已经54岁的恺撒，在建立新秩序之初首先把“宽容”作为改革的宗旨。在凯旋仪式上派发的纪念银币上就刻着拉丁文的“宽容”字样，这表明恺撒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和苏拉的不同。他没有设立针对反对派的“黑名单”，而是允许流亡者回国。对那些因安东尼政策失误而被没收的财产，他要么返还，要么征得持有人同意再购入。当然他更不会割下庞培余党的首级摆上古罗马广场的祭坛。对流亡者表示想回国并恢复公职的愿望，恺撒全部应允。就连当初发出“元老院终极劝告www.99lib.net”并宣布他为“国家公敌”的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恺撒也没有为难他。恺撒希望不要再区分什么“敌”“我”，所有人都应该为重建罗马新秩序而再次团结起来。

罗马人对民主政体本身从来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体不过是依赖伯里克利这样卓越的政治人物领导才显得优越。伯里克利过世后，雅典因政策低效日渐衰退。在正处于上升期的罗马看来，雅典简直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在人生最得志的时候，西塞罗曾为以下词语进行定义：

苏拉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用强力手段实行内政改革。凭借独裁官的特权，苏拉组起了一个危机管理内阁，实行高压政策。采取杀伐、流放、没收财产等方式对付反对派，以期加强元老院体制，恢复元老院对罗马的统治能力。像我在《罗马人的故事03·胜者的迷思》中记述的那样，苏拉一方面严格执行论资排辈制，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加强元老院元老作为统治阶级的各项能力，并给予他们更多机会，以期提高元老院阶级的总体素质。但苏拉心目中的统治阶级必须是由和他持共同政见的人构成，对反对者，苏拉设立了详细的“黑名单”，予以彻底肃清。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优化罗马ｈｔｔp://ｗwｗ.９9lｉb.nｅｔ政体的任务必须由对共和政体绝对忠诚的人来完成。

无论是苏拉、西塞罗还是恺撒，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必须恢复罗马强大的统治能力，并且他们也一致认为，现阶段的元老院并不适合肩负此项重任。虽说此三人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出发点都一样，都是为罗马国家的未来着想。那么他们各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与热衷于城邦制国体的希腊人不同，罗马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罗马如果征服某一地域，那么不管是该地域的土地，还是在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必须接受被征服者罗马同化的命运。

那么恺撒为改变现状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公元前46年以后，恺撒和当年的苏拉一样当上了独裁官，这意味着恺撒握有绝对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实行改革。

布匿战争时期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曾赞扬罗马采用的是理想政体。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分别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优点的象征，因此罗马共和政体可谓集三种政体优势于一体。因为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行政官员以及元老院席位的获得均由投票产生，凡公民都有参选可能，不分阶级，人人平等，由能力的高低决定权力的大小。

不过，任何政体都有生命周期。击败迦太基称霸地中海之后，罗马陷入了胜者的迷思。原因有两个：一是任何体系都避免不了僵化现象；二是成为战胜国后，罗马面临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罗马的现状证明，就像苏拉独行的内政改革并不适应时代一样，西塞罗提高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主张结果也并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