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地方官多年，亲眼看到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他到京城开封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第二年春，给当时的皇帝仁宗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等人相友善。神宗未即位以前，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韩维是颍王府的记室，每有言谈议论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任右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其为官。神宗于是想见识见识王安石。王安石在金陵守丧期间，英宗屡次召他，他见时局不利于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所以每次都谢绝。神宗登极之初，就打算立即起用王安石，颁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王安石接到诏命，即日赴任。数月后，又召王安石入京，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病重，一连几十天不能视朝。辅臣入问起居，韩琦催促立储，英宗默默点头。韩琦请英宗亲笔书手诏，英宗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立嫡以长，圣意既属颍王，烦请圣上亲自写明！”英宗又在后批上三字：“颍王顼。”韩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起草诏命。于是，正式册立赵顼为皇太子。一个月后，英宗就去世了。

神宗曾慨叹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国和西夏一味妥协退让，他立志要统一中国。神宗在位时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是对西夏的进攻。

神宗即位之时，社会矛盾已经比较尖锐。宋朝开国至神宗，已有107年，宋初以来就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灾害愈演愈烈。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即所谓祖宗之法已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社会现实的地方，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较大的调整，在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一点事实上仁宗、英宗都已经看到９９ｌib•ｎeｔ了。但是，要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引起既得利益者、官僚权贵的反感和对抗。由于强大的阻力，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很快流产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从此以后，宋代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神宗即位，正风华少年，血气方刚，有一股锐意求治的胆略。他即位之初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建议，决心真正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他急于寻找一个有才识有气魄能够全力襄助他改革的大臣作为臂膀。在这种情况下，怀才多年的王安石就脱颖而出了。

变法也遇到了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原是王安石所引用，任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极力阻止青苗法的推行。老将韩琦也上书抨击青苗法。此外，新法的科举制度也遭到反对。与王安石为好友的司马光，也反对他的新法。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国王秉常的母后专权，神宗以为这是进攻西夏的好机会，于是出动大军，兵分五路，共20多万兵力深入西夏境内，直抵灵州（今宁夏灵武）城下。西夏军决黄河水将宋军淹没，并切断宋军粮道，宋军大败。第二年，神宗听从徐禧的建议，在银、夏之界修筑永乐城作为屯驻军队的城池，企图困住兴州的西夏军。宋军此役共死亡将校200多人，损失士民及民伕20多万。西北前线的败报传到宋都朝廷，神宗悲痛难忍，竟临朝大哭。从此，神宗彻底丧失了先前的雄心，只好仍旧维持原来对西夏的和议，每年向西夏交纳财物。

宋神宗，名顼，又名仲钅咸。是英宗长子，母为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英宗病死，立为太子不久的赵顼仓促间继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

神宗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4个月时，他的祖9９lib.ｎeｔ父仁宗给他取名为仲钅咸，授率府副率。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侍英宗入居庆宁宫。英宗当上皇帝后，授予他安州观察使，封安国公。同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为赵顼。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进封颍王。少年时的赵顼非常好学，喜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以致天晚忘记饮食，他父亲英宗曾因此遣内侍劝阻。

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熙宁九年（公元1075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改革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加上新法本身有许多不足，再加上在某些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所以几乎各项新法都遇到了激烈的反对。而反对尤为集中的是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法和市易法。北宋时城市工商业者（当时称行户或行人）也要承担劳役，谓“行役”，主要是按要求向政府售卖物品，王安石推行免役法，贵族不能再假政府之名行强买强卖之实，自然不满。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神宗有些动摇，对王安石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近臣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对这些九九藏书网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小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后族十分反感，他向神宗揭露了皇后之父向经、曹后的弟弟曹佾仗势枉法，欺占钱财的事实，证明他们是为了私利反对新法。但是，神宗经不起后族的一再反对，命韩维、孙永检查行人利害。

神宗求治心切，非常好学，经常向大臣们征询改革的意见。他立志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大有作为的明君，改变真宗、仁宗以来政纲松弛不振的局面。所以他第一次召见王安石时就问他治国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答道：“应当先选择正确的策略。”神宗说：“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拿唐太宗作样子呢？尧舜之道，简明而不烦琐，很容易做到而不繁难。但末世学者不知其中道理，认为是高不可攀。”神宗觉得这种议论使人耳目一新。接着，他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间没有大的变动，使天下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安石退朝后，经过认真思考，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于神宗。大意是说，太祖赵匡胤善于知人，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诸将帅，对外御夷狄，对内平诸侯。去除苛政，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诛灭贪残的官吏，并亲自以简明为天下先，其政令全以利民为目的。太宗光义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所以能够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初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并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让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素与吕惠卿友善，便对神宗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也比不上他。学先王之道而能运用的，独有惠卿一人。”于是神宗命吕惠卿任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王安石必与吕惠卿共同谋划，凡有关建议的章奏，皆是惠卿执笔。当时人九*九*藏*书*网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子。

王安石辞去相位后，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当时他30岁，正是年轻有为之时，而且经过几年的执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政治上也比较成熟。他很想通过官制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的政局。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新官制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宋初设置大量的机构，是为了使宰相和各部的权力分散，并相互牵制，以便皇帝能够大权独揽。到神宗时，宋朝已建立百年之久，统治早已巩固，迫切需要建立较为集中统一的行政体系，使有作为的皇帝有时间和精力去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从王安石再次罢相直到神宗去世，整整10年间，新法由神宗一人力行。这一时期已从前期的理财为主转为主要是改革官制与强化军兵保甲。后人称为“神宗改制”。王安石在位时的新法以抑制兼并为中心，神宗的改制则着力于加强宋王朝的国家机器。

然而神宗对西夏的用兵，形势却大不相同。当时，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已经发展为拥有强大武力的军事联合体，不断进犯宋朝西北部地区。熙宁六年（公元1037年），王韶率领宋军进军1800里，占领了宕、岷、叠、洮等州，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这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对辽、夏战争中的空前大胜。

熙宁十年二月，宋朝任命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都总管、招讨使，率军到达广西前线。但当时邕州已被交趾军队攻占，知州苏缄自焚殉国，军民被杀害者达五万余人。当年夏天，宋军收复邕州、廉州。秋，收复全部失地。十一月，神宗二次下诏解决南征军的军需等问题，继续反击交趾军。十二月，郭逵率宋军进入交趾境内。交趾屯聚重兵于决里隘进行阻击，派驾驭大象作战的军队向宋军进攻。宋军以强弩射象，用刀砍象鼻，打败交趾军，攻九-九-藏-书-网占决里隘，缴获了许多船只。交趾王李乾德眼看宋军就要兵临城下，赶忙奉表乞降。从此，交趾再不敢侵扰宋境。

在神宗的亲自督促下，王安石提出并推行了一整套新法，这些新法主要分为“富国”、“强兵”和改革科举制度3个部分。富国部分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强兵部分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新的科举制度主张以经义取士，应试者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企图改变那种“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同时，对太学进行了改革，实行“三舍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不限名额。以后经过考试升为内舍生，名额200人。内舍生经过考试升为上舍生，名额100人。上舍生中品行优异者可不经考试直接授以官职。

交趾位于现今越南北方地区，从宋仁宗末年以来，不断向宋朝边境进行劫掠。熙宁九年（公元1075年）九月，交趾进攻宋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出动六万军队，号称八万，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宋广西路。

元丰八年三月，雄心大志的宋神宗由于西北边境军事上的失败，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一病不起，三月五日去世。终年38岁。葬永裕陵。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常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神宗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没有王安石坚决，遇到强烈反对，往往中途动摇。神宗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结果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元丰库收进坊场积剩钱500万贯，常平钱800万贯。财税收入的增加，终于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