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伸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了。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作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是的，怎么办呢？张之洞也在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远处，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晨鸡的打鸣声，天快破晓了！他毫无睡意，正陷于沉思中。

得到老师的明确答复后，杨锐热血高涨，一种神圣感顿时充满他的全身。张之洞找出几份自己留下的奏章副本，详细地把格式和写法给学生讲了一遍，然后走出书房。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月牙弯弯，繁星密布，深黑的天穹奇妙莫测，它给人以强烈的诱惑，又易使人生发出无穷的喟叹。一股夜风吹来，张之洞觉得有几分寒意，已是二更时分了。

“香师，正折和附片我都拜读过了。东乡冤案，有您这样的奏章递上去，一定会很快昭雪的。”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奏章，在年轻的士子杨锐的心目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这是写给太后、皇上看的呀，若一旦被他们认可，墨写的文字就会变成铁的现实。杨锐写过不少文章。他的文章被公认为写得好，但那些文章有什么用呢？他心里想，再好的想法，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对不法情事的再严厉的抨击，统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无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你不可能将它广为散发，你的锦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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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有几个人读呢？只有奏章这种文章才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文字。回川后一定要更加发愤苦读，科场一定要顺利，要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早一天取得香师今天的地位，早一天为国为民上疏进言！

“好，就这样定稿！”

“香师，快四更天了，您去歇息吧，我来抄，天亮之前可以抄好。如果您满意的话，上午即可拜发。”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查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棻前往东乡。祝士棻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冷漠淡然，决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那么，东乡这个案子就不要去翻了？抑或是自己不去插手，让别人去做？

杨锐一颗热切的心被张之洞的奏稿所深深打动，并由此而更增添了对老师的敬意。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懿娴！”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张之洞背着手在书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夫人亲手端来的银耳羹摆在书案上很久了，他也没有心思去喝一口。他焦急着，心里烦躁不安，脑子里思绪纷杂，一团乱麻似的难以理清。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如同一盆冷水浇来，尊经书院的小秀才一时没有主意了，他呆呆地看着背手踱步的老师，口里喃九-九-藏-书-网喃地念着：“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杨锐说完，捧起这份奏稿，又大声朗诵一遍，由衷佩服不已。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其次，棘手之处还在于要否定去年恩承、童华的复审。无疑，这既要得罪两位朝中大员，又要得罪丁宝桢。恩承、童华都是资格老、羽翼广的前辈。尤其是恩承，正经八百的黄带子，据说辛酉年的变局中，此老还是有功之臣，连慈禧都从不对他发脾气。这样的人开罪了，日后随便扔只小鞋给你穿，你受得了吗？还有那个丁宝桢，也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人物，张之洞对他怀有三分敬重，也有三分畏惧。他连安得海都敢拘捕斩杀，若与他结成对头，他会和你善罢甘休吗？

张之洞对夫人说：“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月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张之洞目光凝重地望着面色红润的年轻士子。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就在杨锐阅读的时候，张之洞的脑子里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四川三年期间，亲眼看到蜀民的苦痛不知有多少，但回京这些年来，却并没有看到川督川藩上过关于百姓困苦的奏疏，连川籍京官也不言及。地方官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掩藏危机，粉饰太平，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升官晋级，至于百姓的生与死，则从不往心头上记挂。京官每年要接受来自家乡的地方官送来的冰敬和炭敬，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礼品。拿人家的手短，当然就只有靠说好话来回报。如此内外一致，太后、皇上就被蒙在鼓里了。在朝廷的眼中，巴山蜀水，仍然还是千年前史册上的那句老话：天府之国，富甲天下，殊不知如今已大不然了。应该趁此机会，把蜀民的苦困向太后、皇上奏报，既可以让朝廷了解四川的实情，又有利于东乡案子的再次审查。正要提起笔来时，他忽然觉得自己浑身都已疲倦了。

“香师，我们怎么能不急呢，我们不能在北京久住呀！若此案无一点进展，如何回川见父老乡亲呢？”杨锐满是稚气的圆胖脸上流露出几分忧愁。

前些天，何燃、黄奇祥搬出了张府，仍住到原借居的地方，他们和杨锐一起在京师四处活动，将东乡的冤案遍告官场，以便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张之洞则在书房里苦苦地思索着，如何来写这道奏章。

“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张之洞说，心里在想着“机会”二字。是的，若是遇着一个好机会的话，的确事情会要好办些。但是，机会，机会在哪里呢？

“不仅要借他们头来为蜀中父老出一口气，还要借他们的头来整一整天下的吏治！”望着夜色深沉的窗外，张之洞坚定地说。

张之洞想到这里，顿时怒火满腔。他铺纸研墨，奋笔疾书：

这是道棘手的奏章，棘手之处很多。

为什么要过几天再说呢？杨锐满腹疑虑地望着颇有点情绪化的前学台，他不能理解老师为何陡然之间又发生了变化。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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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香师，您的这两份奏稿，可不可以让我来替你誊正？”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张之洞为自己拟的这几句文字兴奋起来，将笔一扔，霍然站起。杨锐正在屏息静气地誊抄，被张之洞这一声高叫所惊动，知道老师又得绝妙之句，忙过来先睹为快。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叔峤，你以为这三道奏章上去，东乡冤案就一定会昭雪，孙定扬、李有恒就一定会被砍头吗？”

洗过一个热水澡后，张之洞又恢复了白日的旺盛精力，回到书房时，杨锐正在灯下一笔一画地认真誊抄。他从背后看了一下：书法端庄秀丽，格式也符合要求，心里甚是满意。一坐在书案边，四川百姓生计困苦的景况，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

“叔峤，我已草拟了一折一片。你先看看，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这是草稿，还要修改。”

为了谈话方便，张之洞把何燃、黄奇祥也接到自己家里住，夜晚和杨锐一道挤在小客房里。张之洞和他们一连谈了三天话。三个川中学子对他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前学台大人，详详细细地述说东乡一案的冤情，述说朝廷对此案的不当处理后东乡农人的愤恨和省垣士绅的不平。又说，若此次再得不到公平处理，四川的人心将难以安定，其后果当不可预测。何燃、黄奇祥都有亲人在此案中罹难，切肤之痛使得他们更加情绪激昂，说到伤心时甚至嚎啕大哭，涕泗滂沱。张之洞的心情十分沉重。王夫人间或也坐在一旁听听，民间的疾苦常常令她黯然泪下。

身为大清詹事府官员，理所当然应当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和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怎么啦，四爷！”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天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到底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杨锐一丝倦意都没有，反倒被为民请命的崇高情感所激励，情绪越发高昂了。

见张之洞没有做声，他又赶紧补充一句：“让我誊抄一遍吧，如果不能上奏，留下做个底子也好呀！”

他托腮凝思。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哎呀，您写了这么多！”杨锐又惊又九九藏书喜，忙双手郑重接过，仿佛捧起了东乡士民的希望。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色地站在书案边。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香师，有您这几句，孙定扬、李有恒不上断头台，怕连太后都不会答应了。”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情来，顿时心里燃起一股希望，忙对杨锐说：“不抄了，你也快去睡觉，这几份奏章暂不拜发，过几天再说。”

“可能不会有这么便当。”张之洞转眼望着书案上那簇橘黄色的灯焰，慢慢地说，“先前的定案和去年的复审，都是有谕旨肯定的，现在要再请谕旨来推翻前定，谈何容易啊！”

“但愿如此！”张之洞说。他斜倚在靠背椅上，让全身最大限度地放松。

首先，它要推翻已经定了五年之久的旧案。案子翻了，便意味着原判错了，这便要牵涉到很多人：既有朝廷方面的，也有四川方面的。朝廷方面，处理此案的吏部、都察院的那些官员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他们会认错吗？四川方面，当时的总督文格虽免了职，没过两年又调到甘肃做藩司。据说此人人缘最好，关系最多。弄到他的头上去，今后好收场吗？

若是在平时，张之洞是决不会同意杨锐这个要求的。一来亲自誊正奏稿，也是臣子对君上的一种忠诚的表示；二来毕竟还不是繁剧在身，有时间自己誊抄。但今夜还要草拟一个附片，分不出时间来，而瞬间冒出的另一个想法，更促使他很快作出了决定。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吗？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开饭”。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到河南开封堂兄张之万那里去做客。张之万很器重这个堂弟，除密折外，通常的奏折，从草拟到拜发的过程，他都让时年二十五岁的堂弟参与，或让他起草，或要他誊抄，或给他看幕府中师爷们的稿本。就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得到很多见识。张之万有时笑着对他说：“我这是在培养未来的疆吏。”张之洞终生记得堂兄的这份情谊。眼下这个刚过弱冠的尊经士子，其资质、品性、学识、才情都不在当年自己之下，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正好让他参与这几道折片的形成过程，借此历练，也好使他终生对老师有一个美好的印象。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杨锐怀着这种心情，一字一句地仔细读着。张之洞的奏议，章法严谨而不呆板，遣辞准确而不干涩，论据广博而不芜杂，建议周详而不浮泛，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折一片也同样充分体现出“张奏”的特色。杨锐完全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了。

第三，这又是一个抗粮的案子。完粮交赋，自古以来，就是做老百姓的天职。没有百姓的粮赋，朝廷吃什么？官府吃什么？八旗绿营吃什么？国家缺了粮赋，还能维持得下去吗？盘古开天地以来，哪朝哪代不是把向百姓征粮征赋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同样，也把百姓的抗粮抗赋当作头等大案来镇压。抗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罪名！聚众抗粮闹事，简直如同反叛，镇压九_九_藏_书_网讨伐，理所当然。杀一儆百，镇压东乡的目的，就是要稳住整个四川，甚至全国。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丁宝桢的话并没有错，身为朝廷命官的张之洞也知道此中的关系。

张之洞走到书案边，拿起寸把厚的一叠纸来交给杨锐。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杨锐的眼睛里射出热烈的目光。对于一个肩负父老乡亲重托的尊经学子来说，对于一个巴望仕途顺利早日成为国家栋梁的年轻秀才来说，这是一件太富有意义的事情了。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分，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据杨锐说，上次恩承和童华从四川回京奏报朝廷，说一两正款之外所加收的钱只有四千二百文，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四川乡民老实听话，若仅只此数，大家再苦，也会咬紧牙关交出来。事实上，最贫瘠的县，一两正款之外也要加收六两左右的银子，许多县高达十两。这笔银钱百姓实在负担不起。至于东乡县，则更为严重。这是张之洞还在四川时就已经知道的。东乡县令孙定扬为填满他本人及衙门里那一伙贪婪之徒的腰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竟然在一两正款之外收取高达十三四千文的苛捐杂税。知府易荫芝核减为七千文，已经不低了，但孙定扬不听，我行我素，依然征收十多倍于正款的钱。孙定扬正是逼迫百姓反对朝廷的那种贪官污吏！

“有您这三道奏章上去，再有几个人配合吁恳，事情一定会办成的。”杨锐很有把握地点点头。

张之洞一向体质不强，三十多岁时两鬓便有了白发。四十岁过后，他常常有一种日趋衰老的感觉，心中不免有些恐惧：一生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今日一天之间连拟了两份奏疏，精力花费太多，更觉得比往日劳累。明天再写吧！这个念头刚一出来，便被他立即压下去了。

张之洞是个性格倔强、意志坚毅的人，想办的事就非要办成不可。一天之内连上三道奏折，这在他的过去是没有过的事，满朝文武中也罕有人做过这等事。然惟其如此，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才能体现一个前四川学政的关爱蜀民之心。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