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影响下我渐渐有了精神。任何人在劳动之后都需要一点消遣。如今我在街上碰到一两个老朋友，或者投以一笑，或者说一句令人愉快的话，他们都感到惊讶。有好几次我在妻子儿女面前说说滑稽话作为消遣，竟使他们目瞪口呆。

我还不大了解赫夫尔鲍尔。他回来以后我让他先讲，就怕他的谈吐破坏气氛，成为甜蜜的挽歌般的合唱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我渐渐觉得，他们希望我将这种幽默劲儿保持下去。别人对生意上的事和日常的话题只要讲得合情合理就成，可是对我还要求讲得轻松有趣。他们希望我对陶器也说些笑话，对搪瓷罐之类也作些轻松的嘲讽。我是店里的副会计。要是我拿出一页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通滑稽的评论，或者在售犁的发票上找不到什么笑料，别的店员就会感到大失所望。

有一天，我脑子里空空如也，而我的文稿必须随着下一班邮件寄出去，我就藏在院子里一堆落叶下面，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到这里来玩。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盖伊知道我藏身的地方。不过即使他知道，我也不想怪他在枯叶上放了把火，结果烧坏了我的一套新衣服，而且差点将他的老爹火化了。

我的妻子猜测我在哪里消磨下午的时光而好几个小时焦虑不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女人不理解这种事，可怜的姑娘！她会因此而大吃一惊。

一个声音使我一惊——那是路易莎的声音。

亲爱的路易莎！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伏在她身边，残忍得像伏在羔羊身边的狼，连她在睡梦中发出的呢喃软语都侧耳谛听，想抓住片言只语，好在第二天刻苦揣摩。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

上帝拯救我的灵魂！接下来我又将毒牙紧紧咬住我的两个孩子脱口而出的话。

我立即拆开了同我订了正规合同的周刊编辑的信。这家周刊给我每周的文章开的支票依旧是我家生活的主要支柱。来信内容如下：

我满心喜欢。我的妻子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替我加了永不凋谢的桂冠。当天晚餐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黑莓酒。这是一个让我摆脱辛苦而单调的工作的机会。我同路易莎非常认真地讨论了这件事，一致同意我辞去店里的职务而专心致志玩幽默。

“你一开始不要写得那样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说过，脑力劳动一天五小时就足够了。今天下午你能带我和孩子们到树林里走走吗？”

我的工作开始受到影响。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是负担和痛苦。我常常坐在桌前吹口哨，而且写起来比过去利索得多。我不耐烦地干完工作，急于离开家去到我的避难所，就像一个酒鬼急于奔向酒馆。

店里的伙计们凑份子买了一只银质墨水缸送给董事长，祝贺他的五十大寿。我们拥进他的办公室去送礼。

我欣喜欲狂地回家，当然也夹杂着一点点疑虑。我九-九-藏-书-网不敢将此事告诉妻子，可是我感到飘飘然。不必再写那些幽默的东西了，重新来享受生活中的苹果，而不复把苹果榨得稀烂，榨出几滴果汁以博公众一粲——这是多大的恩惠呀！

大家事先推定我致辞，而我那简短的发言却是经过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的。

我成功了。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取得轰动效应，评论界也嘁嘁喳喳地说我是幽默家队伍里颇有新意的人。我又向其他出版社投稿，从而收入大为增加。

妻子手里攥着编辑给我的信，足证我此举的正确，她无法提出反对理由，除了几点温和的意见。这是由于妇女缺少欣赏好事的能力，例如彼得·赫夫尔鲍尔的小小的后屋——哦，不，现在是赫夫尔鲍尔公司了。

当牧师哼出长韵律的颂诗《荣耀颂》，我立即跟着哼哼：“荣耀颂——大成功——讲格律——喜相逢。”

总而言之，我要说如今在我们这个市镇里，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像我这样讨人喜欢，这样快活，满口笑话。我的笑话又一次名噪一时，广为引用；我又能从妻子的知心话里取得快乐，而不夹杂一点生意经；当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腿旁游戏，散播珍贵的孩子气的幽默时，也不再担心我鬼也似地跟踪他们，手里还拿着笔记本。

不过大家管这种病叫幽默，而不叫麻疹。

渐渐地我的名声传开了，我变成当地的一个“人物”。我们的城市小得很，所以这种情形并不希奇。当地的报纸上常常引用我的话，在交际场上我成了药中的甘草。

后来我的孩子们就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我。有时候，当我像个孤独的盗尸鬼那样窥视他们的时候，我会听见他们彼此嘀咕：“爸爸来了。”接着就收拾起玩具偷偷摸摸地找个安全的去处。我真成了个无可救药的可怜虫！

有一天，彼得·赫夫尔鲍尔向我提出一个诱人的建议，使我手足无措。他以一贯通情达理而又平平常常的态度让我看他的帐簿，并且说他的生意和利润正蒸蒸日上。他想找一个有钱的人合伙当股东，他宁愿找我入股而不找他认识的任何人。当天下午我离开他那里的时候，他已拿到我存在银行的一千元支票，而我就成了他的殡仪生意的合伙人。

我先后写下几则笑话和诙谐的文字，我认为特别有趣，因此寄交刊登这类文字的杂志。这些东西都被立即接受了，几位编辑先生还来信要求我继续投稿。

朋友们瞧着我惶惶不安，因为我变了。从前我给他们提供欢乐和消遣，现在我掠夺他们。我现在出言吐语不想再博得他们一笑，因为笑话太希罕了。我不能将我的衣食之源慷慨地提供给他们了。

不过我的收入可不坏。不到一年时间我已藏书网经积蓄了一千元，而且我们过得蛮舒服。

于是我宣布我现在是一家兴旺发达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我过去写的笑话可以丢进麻袋付之一炬了，以此解释我为什么这样欢乐。

然而不然。他的调子很和谐。我快活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人的谈吐像彼得的话那样平淡至极。相形之下，死海倒像个不安分的老头儿。没有一丁点儿火花或智慧的闪光损坏他的言语。从他嘴巴里流出来的尽是俯拾即是的陈词滥调，就像上星期的股票行情毫无动人之处。我不禁为之一震，就讲了个最动听的笑话试试他，结果毫无反应，原来他莫名其妙。从此我就喜欢上这个人。

“这卑鄙的老家伙！”她气得直叫。“我相信你的文章还像以前一样好。其实你只需花过去的一半时间替他们写。”接着，我猜想路易莎想到不再有支票寄来了，便哀叹道：“啊，约翰，你现在怎么办呢？”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开始躲避我。我甚至忘记了该怎样微笑，即使为了补报我从朋友那里占为己有的话也笑不起来。

要不了多久我就摸到门道，写得很顺手，不到一个月我就一篇又一篇地写出来了，像五金器皿那样源源不断。

“我确实有点累了，”我承认。因此我们就去逛树林。

布道的声音穿过我的脑子像通过一只筛子，所讲的道理不知不觉过滤掉了。我只想从中捡到一个双关语或者俏皮话的材料。唱诗班的庄严无比的赞歌不过是我的思绪的伴奏，我想到的是关于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低音互相忌妒的一则古老的笑话，捉摸着怎样改头换面为我所用。

我相信我的脑筋相当灵敏，能够应答如流。我在实践中培养并促进这份才能，而其本质却是与人为善，从不流于嘲讽挖苦，得罪别人。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露出微笑，而当我们碰面时我已经成竹在胸，一句话就让微笑扩展为哈哈大笑。

我自己的家庭也变成了猎场。妻子原是个十足的女性，坦率、任性、富有同情心。同她谈话一向是我的愉快，她的想法向来是快乐的源泉。现在我在她身上动脑筋，把她当做一座金矿，发掘女性所独有的有趣而可爱的自相矛盾的言行。

有一天，我带回家一只银质的棺材把手做镇纸，还有一片毛茸茸的灵车的饰羽好在纸上

藏书网

掸灰。

“哎唷，晚了！”我喊道，急急忙忙穿衣裳。路易莎提醒我说，我已不是五金的奴隶，也不是靠薪水糊口的人了。我现在是专职幽默家。

我的发言大受欢迎。其中充满双关语、警句和插科打诨，立刻博得满堂喝彩，几乎把屋子都震垮了，而在整个五金器皿行业中，我们的店房是够坚固的。

我们的生意非常兴旺。我记帐并照看店铺，彼得管外勤。他说我那兴致勃勃的轻松劲儿完全可以使任何丧礼变成正规的爱尔兰式的追悼宴席。

我喜欢看到这两种东西放在桌上，因为看到这两样就能想到赫夫尔鲍尔的后房。可是路易莎发现了它们，吓得尖声喊叫。我只好安慰她，对它们的来历提出了站不住的借口。不过我从她的眼里看出她的疑虑并没有消除，不得不火速把这些东西移开。

我开始出售那些浑朴而幽默的珠宝，那原来是只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的。我以魔鬼的狡猾鼓励她讲话，她则毫不防备地向我敞开胸怀。我就让它在冷冰冰的、极其寻常的铅印的篇页上公之于众。

于是，对我的熟人而言，我成了一个无情而贪婪的人，灾星，吸血鬼。我站在他们中间心烦意躁，贪得无厌，委实令人扫兴。要是有一句机灵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一种俏皮的说法从他们嘴里掉下来，我就会扑上去像猎犬跳过去接一块骨头。我的记性靠不住，就偷偷摸摸转过一边，在随身带的记录本上记下来，或者写在袖口上，以备来日之需。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上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者伊斯兰式的——也许只是些不规则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一个图形。我想到了幽默。

“今天夜里我们上戏院！”我喊道，“一点不假；然后大家到王宫餐厅去狂吃一顿。伦普蒂——迪得尔——迪——迪——迪——登！”

我让幽默的梦魇折磨得太久了，现在我以小学生的热心抓住假日的时光。

“你要是不太忙的话，亲爱的，”她说，“就过来吃午饭。”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同事们将我的自尊心扇得越来越旺。他们一个接一个跑来对我说，老兄，你的演说太棒了，还对我讲的笑话逐一加以分析，讲给我听。

我将这封信递给妻子，她读过以后把脸拉得老长，眼眶里噙着泪水。

一刻钟以前我还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此刻我却成了一个怡然自得的哲学家，我找到一个躲开幽默的避难所，不必绞尽脑汁去讽刺挖苦，不必斯文扫地以博一粲，不必挖空心思去追求妙语如珠了。

我渐渐有了积蓄，有了新地毯，客厅里有了风琴。城里人从此将我看作有点地位的公民，而不再是一个五金店当伙计的只会寻开心的家伙。

晚饭桌上路易莎交给我几封我不在家时收到的信。有几封是退稿。打从我第一次去到赫夫尔鲍尔那里时，我的退稿的频率就很惊人。最近我倒是一气呵成地写出笑话和文章，写得极其流利。从前我却像一个泥水匠，又慢又苦恼地砌砖铺瓦。９９ｌｉb•ｎｅｔ

吃过早餐，她得意洋洋地领我到厨房外面的一个小房间。乖乖！房间里摆着我的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一个作家的一套装饰品——摆满新鲜玫瑰和金银花的花插、墙上的去年的日历、词典，还有一小袋巧克力，好嚼着嚼着等待下一个灵感。好乖乖！

有一天我接到一家著名的周刊的编辑来信，他建议我投寄一栏篇幅的幽默文章，并且暗示说，如果文章能使他们满意，他将在每一期上辟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以后，他又提出，对这专栏同我签订一个合同，为期一年，稿酬当然比我在五金店里的薪金高出许多。

我找到了这一行的窍门。我能将一个可笑的意见写成一则两行的笑话，挣得一块钱。改头换面，装上假胡子，它又变成一首四行诗，从而使生产价值提高一倍。你再把那料子翻个个儿，用韵脚镶上边儿，它又成了一首诙谐的应酬诗，有整齐的韵脚，再配上一张时髦女人插图，保证你认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我站了起来，绕着饭桌走起了波尔卡舞步作为回答。我相信路易莎一定以为这件麻烦事将我逼疯了。孩子们倒希望我这样，因为他们跟在我后面狂奔，学着我的步子并且快乐地叫喊。我此刻又有点像他们从前的老玩伴了。

我瞧瞧表，可不，五个小时已经给不讲情面的时光老人收去了。我过去吃饭。

我辞职了。我的同事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我在会上的讲话才华横溢，后来全文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看看钟。

老马洛本人笑得合不拢嘴，他的雇员们跟着哄堂大笑。

为了收集材料，不论什么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事物，都难免受到我的掠夺。甚至在教堂里做礼拜，我那不守规矩的幻想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间漫游，妄想猎取到什么。

五六个月之后，不招自来的幽默感似乎同我告别了。讥讽和笑料不再能随随便便地脱口而出，有时候我得到处找材料了。我发现自己常常倾听朋友们的谈话，以获取可以利用的念头。有时候我瞧着墙纸咬着铅笔一坐几个小时，想去营造一些新鲜笑料的小泡泡。

有一天，有个人带着愉快而友好的微笑同我打招呼，这情况是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碰到。我路过彼得·赫夫尔鲍尔开的殡仪馆，彼得站在门口同我打招呼。我停住脚，觉得莫名其妙。他请我到里面坐坐。

我就像那条忧郁的列那狐，赞美我的朋友——那群乌鸦的歌喉，希望从他们的嘴里掉下我所贪求的机灵的肉块。九九藏书

盖伊和维奥拉的幼稚而奇怪的思想和语言像两道明亮的喷泉。我为这种幽默找到现成的销路，给一家杂志的固定专栏《童趣》提供稿件。我偷偷地靠近他们就像印第安人偷偷地靠近羚羊。当他们玩耍的时候，我会藏在沙发后面或门背后，或者爬在院子里的矮树丛里，偷听他们的谈话。我有一个掠夺成性的人的一切坏品质，除了良心的责备。

我这就成了一个以写作为业的犹大，一边吻她，一边背叛她。为了几枚银元我利用了她对我的信任，等于让她愚蠢地穿上短裤，在市场上装腔作势地跳舞。

当我进入里面，人世间的一切愚蠢事物在门外离开了我。我根本不想从那些阴沉而庄严的丧葬用品中探求什么幽默。我觉得心胸开阔，好似躺在一张睡榻上愉快地休息，睡榻周围挂着温情脉脉的帘子。

那天很冷，而且下雨。我们走进后间，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来了一个顾客，彼得让我独自待一会儿。我立即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平静而满足的感觉。我环顾这屋子，屋里有一排排的花梨木骨灰盒、黑色的棺罩、棺架、装饰灵车的羽毛、葬礼用的旗幡，以及这门庄严行业的各种行头。这里一片平和、宁静、有条不紊，是庄严肃穆的沉思场所。濒临生命的边缘，这里是弥漫着永恒安息的精神的壁龛。

每个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来到赫夫尔鲍尔那里，在他的后屋里盘桓。这是我唯一的娱乐。我从此早早起床，急急忙忙做完我的工作，争取在避难所里消磨更多的时间。只有他这里，我才能摆脱从周遭事物中吸取幽默成分的习惯。彼得的谈话不给我留下任何缺口，尽管我紧紧地包围着它。

可是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我不大清楚当流浪汉是怎样的滋味，不过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都像个流浪汉。没有朋友，没有娱乐，没有生活的享受。家庭的幸福也牺牲了。我变成一只蜜蜂，从生活的最美丽的花朵里吸出的是不洁的蜜，人们怕我躲避我，因为我有刺。

我结婚较早，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不用说，我们住在一座藤蔓掩映的茅屋里，过着安闲愉快的生活。在五金行业当一名会计的那份薪水很有限，使我同多余的财富带来的坏事毫不搭界。

我那毛病经过了二十五年毫无痛苦的潜伏期，一朝发作了。大家都说就是这种病。

从那天上午九点半起，我就获得了幽默家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