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礼教的压抑摧残,魏晋人的心智得到了健全的发展,在各领域都爆发出耀眼的天才,如哲学家王弼、何晏、嵇康,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画家戴安道、顾恺之,“笛圣”桓子野,更不用说作家诗人“三曹”、嵇阮、潘陆、陶渊明了。就连皇帝、武人也具多方面的造诣,如曹操除“文章瑰玮”外,“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即使反感曹操的张溥也称道他“多才多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文帝曹丕像乃父一样“手不释卷”,文学创作“乐府清越”,学术著作“《典论》辨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六岁“知射”,八岁“知骑”,剑法可与高手对阵,“弹棋略尽其巧”(曹丕《典论·自序》),完全是一位文武全才。
艺术领域要数书、画成就最高,也要数书、画最能表现魏晋人敏感的心灵、超旷的个性、潇洒的襟怀和飘逸的神韵。
1、兄弟异志
到底考公务员还是考研究生?今天正在为此犯愁的青年朋友,这则小品是最好的“心理咨询”。
我们得从头说起。
这则小品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一副清凉剂。
魏晋士人以处为高,以出为劣,至少在口头上都把隐逸看得非常高尚。不过,戴逵隐逸不仕并不是追逐虚名,而是他认识自我以后理性的人生选择。他说人应该“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遇事要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也就是说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尽自己的本分。戴逵知道自己爱干什么,想要什么,能干什么。
戴逵兄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认识自我”上有过人的识力,在“实现自我”上又有超人的定力。他们一旦认准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一旦确立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就能矢志不移地朝那个方向努力,就像曹丕所说的那样,“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因穷困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不因显贵而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我们常人恰恰相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个人欲望是自己定力的死敌,欲望驱使我们随波逐流——大家爱钱就跟着大家去捞钱,大家爱官就随着大家钻营官,最后在蝇营狗苟中失去了九-九-藏-书-网自我,在庸庸碌碌中消磨了自己一生。
历史上和现实中,“自己不认识自己”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身边有一些老兄由于怕老婆,连一天正儿八经的“家长”都没有当过,但他们屡屡信心满满地说“我要是这个省的省长……”“我要是教育部部长……”言下之意他要是某省省长或某部部长,某省某部肯定比现在好多了。这些老兄为什么对当省长、部长那么自信,而在自己老婆大人面前为什么又那么自卑?对此我一直困惑不解。这让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安史大乱爆发后他在庐山旅游,不久接受居心叵测的永王李璘征诏,一入永王幕府便吹起了牛皮:“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诗的后两句是说:只要起用我这个当世谢安,我李白在谈笑之间就能把天下搞定!话音刚落,永王和李白就被朝廷搞定了:永王被杀,李白坐牢。虽然李白自许“怀经济之才”,但国家要是真的交给了他管理,结果肯定不像他的诗歌那么美妙。李白一直误将写诗的天才当成治国的干才,弄得他自己老是喟叹“怀才不遇”,至今从李白那些伟大的诗篇中,你还能感受到他老人家一脸愤慨,满腹牢九_九_藏_书_网骚。
他不仅不愿出来做官,甚至不愿意与王公周旋。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曾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本来讨厌司马晞为人,觉得自己受到侮辱,立即当面把琴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逵不是王门伶人!”他鄙视那些附庸风雅而又放荡奢侈的权贵,觉得为他们弹琴是奇耻大辱。这种情况如果放在今天,许多“艺术家”肯定要乐成疯癫症,至少很多人把这看成“莫大的荣幸”。
文中的戴安道就是大名鼎鼎的戴逵,他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也是杰出的雕塑家,还是著名的音乐家,又是了不起的作家。当然,你在他名字后面还可以加上很多“家”,他大概是那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天才之一。戴逵和顾恺之的绘画,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是“魏晋风度”在艺术上的完美体现。南朝谢赫《古画品录》说,戴安道为东晋画坛领袖和雕塑家典范:“戴逵: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戴逵在南京瓦官寺作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的玉像,并称为“瓦官寺三绝”。他还是远近闻名的鼓琴妙手,长子戴勃和次子戴颙子承父业,在传统基础上“各造新声,勃五部,颙十五部九九藏书,颙又制长弄一部”,他们创新声之多为早期琴家所罕见,兄弟二人都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音乐家。
相传,“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中最有名的箴言。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世上哪种事情最难办?”他应声回答说:“认识你自己。”在这点上倒真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我们老祖宗老子也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且他还把“自知”看成是比“知人”更高的智慧——“知人”不易,“自知”更难。那位偏激而又深刻的尼采,好像对人类的自知十分绝望,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我们对自己必定永远是陌生的,我们不理解自己,我们想必是混淆了自己,我们的永恒定理是‘每个人都最不了解自己’——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不是认知者。”
“认识自我”只是前提,“实现自我”才是目的。当然,能“认识自我”的人,不一定能“实现自我”。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古人和今人各有各的角度,自然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各有各的道理。就“认识自我”而言,谁都会承认“知难”,和“实现自我”相比,大家又都会肯定“行难”。知道自己爱做学问也能做学问,生逢“诗书虽满腹,不值一文钱”的世道,读书九*九*藏*书*网人不一定愿做学问,在强权通吃的社会里,不通世故的书呆子也可能钻营买官。
——《世说新语·栖逸》
干自己爱干的事情就会幸福,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有激情,干自己能干的事情就能成功。
这则小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仕与隐原无高下雅俗之分,应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做出选择。出仕就要承担社会责任,归隐就应保护社会良知。因此,隐逸必须耐住寂寞,出仕用不着羞羞答答,二者都能成就美好的人生——出来当官固然可以惊天动地,潜心专业同样可以千古垂名,戴逯和戴逵便是人生选择的最佳例证。
戴逵在社会上的声望越来越高,晋孝武帝时朝廷征他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每次他都辞以父疾不就,次数多了郡县长官开始逼迫他应诏,无奈之下他逃到吴郡内史王珣武丘的别馆。晋朝散骑常侍为皇帝近臣,入则规谏过失,出则骑马散从,虽权力不大但地位很高。戴逵居然对和皇帝一起骑马溜达毫无兴趣,像躲瘟神一样逃避征诏。当时显贵谢玄忧心戴逵“远遁不反”,考虑他已年过六旬,在外面有“风霜之患”,这才向皇帝上疏说:“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九九藏书
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请求皇帝收回诏命,孝武帝才没有逼他出来做官。
戴逵坚持隐居东山以激励气节操守,他的兄长戴逯则志在“建式遏之功”。“式遏”一词来于《诗经·大雅》,这里指出仕做官以建功立业。《晋书》称戴逯“骁果多权略”。骁勇果断的人往往鲁莽,有权谋计略的人往往多疑,勇敢果断又足智多谋确属难得的治国人才,正是“骁果多权略”的雄才,激起了他“建式遏之功”的雄心。戴逯后来成为淝水之战中的功臣,如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兄弟二人的出处进退有天壤之别,谢安对此也十分纳闷,有一次特地问戴逯说:“你们兄弟的志向为什么如此不同?”戴逯一五一十告诉上司:“下官不能忍受隐居的愁苦,家弟不想改变隐居的乐趣。”“不堪其忧”“不改其乐”借用
《论语》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暗以颜回来比喻戴逵,迂回曲折地称赞弟弟能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
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