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杜山德说，由于没装假牙，他的语音含糊不清，托德很不喜欢，因为听来很不悦耳，很不……地道，电视片中的德国军官都比杜山德更像纳粹。不过在他的时代，他一定是个真正的纳粹。在一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报道中，作者曾说他是巴汀的血腥魔王。“快走！小鬼！否则我要叫警察来了。”

“当然，杜山德先生。”托德说。他走进屋子，杜山德把门关上，也把明亮的早晨关在门外。

“什么？”

杜山德露出厌恶的表情，但他没说什么。

托德停止按门铃。

“什么痴……？”

他想，一定是有人搞错，而多加了一个零或两个零，这是洛杉矶人口的两倍呢！ 但在另一本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封面是一个女人被链子锁在墙上，一个穿着纳粹制服的人，手上拿着一根火钳走近她，那个纳粹脸上是狰狞的笑容），他再看看这数字：

杜山德瞪了他一会儿，不懂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翻了翻血丝满布的眼睛，“我的天！”他拿起杯子喝了两口后还给托德，“怕什么？你看，我没有喘不过气来，没有用手紧抓着喉咙，没有苦杏仁的气味，这是牛奶！是超级市场买来的牛奶，纸盒上有一头微笑的母牛。”

“来啦！来啦！别按了，来啦！”那个假装是亚瑟·登克尔的人嚷道。

杜山德看着他，骂了一句德语脏话：“不可能！”

“我知道美国人如何歪曲这些事情，”杜山德喃喃地说，“和你们的政客相形之下，我们的戈培尔好像只是在幼稚园看图画书的天真小孩。他们一方面满嘴仁义道德，另一方面却把燃烧的汽油淋在尖叫的孩子和老妇人身上。你们称拒绝入伍的人是懦夫，拒绝服从命令的人不是被关进监牢，就是受到国家的严厉惩罚；抗议美国介入这场不幸的亚洲战争的示威群众被当街用棍子修理。但另一方面，总统竟然还颁发勋章给滥杀无辜的美国大兵，以盛大的游行欢迎这些用刺刀刺小孩和烧毁医院的人，招待他们晚宴，颁发城市钥匙和免费足球票。”他朝着托德举杯，“只有输了战争的那一方才会因为听命行事而被当成战犯审判。”他喝完酒后，引起一阵咳嗽，脸颊上添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哦，真的吗？”杜山德挑着浓眉，客气地表示不信。

“我刚到这儿的头五年，单靠杜佛尼替我买的股票就可以过得不错。但是后来我为了买这幢房子和离大苏尔湾不远的小木屋，卖掉了钻石火柴的股票，再加上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我先卖掉小木屋，后来又把股票一张张卖掉，其中有不少是获利很高的股票，真希望我当初多买一点。但是，我以为自己在其他方面是很有保障的，至于股票，正如你们美国人所说，是投机……”他没牙的嘴发出嘶嘶声。

“牛奶。”杜山德走进厨房，日光灯嗡嗡地亮起来，“我现在靠股息过活，”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是在战后用其他假名买的股票，透过缅因州一家银行买的，而那个帮我买股票的银行家在我买股票一年后，居然因为杀妻而坐牢……有时候，人生的境遇真是奇怪，不是吗，小鬼？”

杜山德看着托德好一会儿，然后他穿过客厅，在一张摇椅上重重坐下来。他又看着托德，看不透他脸上那种如梦似幻、又有点怀旧的表情。

“总之，”托德说，“图书馆的资料真不错，单单在圣土多奈多的图书馆，就大概有一百多本书谈到了纳粹集中营的事情，一定有很多人喜欢看这类的书。书里面不像狐狸爸爸的杂志上有那么多照片，不过其他东西还真瘆人，例如，底座上有许多尖木桩的椅子，可以放出毒气的莲蓬头，还有用钳子拔出金牙。”托德摇摇头，“你们这些家伙实在做得太过火了，你知道吗？真是太过火了。”

“波旁威士忌，物美价廉。”

“……但我不想谈这件事，甚至想这件事。我们当时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求生存，而求生存本来就是丑陋的。我曾经梦到……”他慢慢从电视机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根烟来，“是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做梦。我的梦是一片黑暗，黑暗中有许多声音，有拖拉机的引擎声、推土机引擎的声音、枪托重重敲击冰冻的地面或某个人脑袋瓜的声音、哨子声、警笛声、子弹声、尖叫声，以及在严寒冬天午后运载家畜的车子关门声。”

杜山德讶异地瞪着他，就好像兽医看着一头猫接连生出好几只双头怪猫来一样。“你是个怪物。”他轻声道。

“我妈也是这么认为。”

屋内发出一股霉味，有点像托德家里请完客后，母亲还没来得及清理、还没把窗子打开透透气的味道，不过这里的味道更难闻，混合着酒味、油炸食物味、汗味、旧衣服味，还有药膏味。玄关处很昏暗。杜山德勾着头，好像一头秃鹰静静等着受伤的猎物放弃挣扎求生一样。在这一刻，尽管杜山德满脸胡碴、一身赘肉，托德还是可以想象他当年身穿党卫军制服的模样，比过去在街上看到的杜山德都更能显露出他的本来面貌。托德突然打了一个寒战，但只是稍稍害怕了一下而已，他旋即恢复冷静。

“我还蛮确定那就是你，但是我看不出来你有没有兔唇，因为胡子把你的嘴遮住了，但我必须确定才行，所以我又照了这张照片。”

“哦？真酷。”托德咧嘴一笑，表情有点困惑，不过立刻又发出胜利的光芒。“没错，我的确看过她的照片，不过你也知道那些书上的照片是什么样子，”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杜山德看过那些书一样，“都是黑白照片，模糊不清，而且是在仓促之中拍摄的，没有人晓得那些家伙拍下来的是历史性画面。她的身材好吗？”

托德觉得很无聊，他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听杜山德啰哩啰嗦地数落着他的钱和股票，他甚至从来不曾想过要勒索杜山德。钱？他要钱做什么？他有的是零用钱，而且他还在送报，如果哪个星期钱不够用了，那么附近总是有哪个人家需要找人修剪草坪吧。

“甚至没告诉你那个叫水狸的朋友？”

“你这小杂种！”杜山德说，过了一会儿，他的双眼亮得可怕，托德不禁打了个寒战，就好像他刚进屋子，杜山德把门关上时的感觉。接着杜山德又软化下来了。

“孩子，我看你是疯了。”他患了关节炎的手指不住地抚弄畸形的耳朵，没牙的嘴微微惊恐地颤抖着。

“只是运气罢了，”杜山德沉思道，看着托德，“你在战争杂志上看到我的照片后，在公车上又正好坐在我旁边，真是的！”他的手握着拳捶在摇椅扶手上，但没什么力道。

一阵开冰箱和关冰箱的声音。

“你疯了。”

不过，托德提醒自己，这人才刚刚起床。托德以前见过登克尔好几次（但他都非常小心地确定登克尔没有看到他），在公开场合中，登克尔都打扮得整整齐齐，典型的退休军官模样，尽管——若是托德在图书馆看到的出生资料没错的话——他的高龄已七十有六了。当托德偷偷尾随登克尔去购物或搭公车去看电影时（登克尔没有买车），不论天气多热，他总是穿着三套西装中的一套，如果是阴天，他一定会把伞卷好，夹在腋下，好像拐杖一样，他偶尔也会戴九九藏书网一顶呢帽。登克尔出现在外面的时候，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一嘴灰白的短髭也修得整整齐齐（他留短髭的目的是为了遮盖没有整形成功的兔唇）。

老人看着托德的那一对眼睛警觉而深沉，不过却布满红丝，而且眼眶陷落。托德的失望之情油然而生。这家伙是有点像爱因斯坦，也有那么一点像卡洛夫，但他更像在铁路调车场附近游荡的邋遢的老酒鬼。

托德跟着他，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开始动摇。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状况。不过他会有办法解决，事情总是会步上轨道的，绝对会。当他跨进客厅时，他又开始微笑了。

“唔。”杜山德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杜山德说，电视上摆了一包香烟，是没有滤嘴的烟。他拿起来向托德扬一扬，“抽烟吗？”他问道，咧嘴一笑，笑得很暧昧。

托德机警地看着他，然后喝了一小口，确实喝起来像牛奶，不过不知怎么的，他不再觉得渴了。他把杯子放下。杜山德耸耸肩，拿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大口，然后咂咂嘴。

门正要关上时，托德对着门缝嚷道：“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巴汀——”

他当然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不是现在这场愚蠢的、美国人被一群穿黑色睡衣的家伙打得死去活来的越战，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知道美国大兵戴着罩了网的圆形头盔，而德国佬戴的是方形头盔。他知道美国人打赢了大多数的战役，而德国人最后发明了火箭，从德国发射火箭到伦敦。他甚至还知道一些集中营的事。

“当然，杜山德先生。”托德松开握着报纸的手。蜘蛛般的手把报纸使劲一拉，门关上。

门正要关上。

“我打算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狗。不管怎么样，等我把照片洗好后，我拿它们来和这些照片做比较。”

“是啊，很有兴趣。”

“你去找奥德萨帮忙？”托德热切地问。

“毫无疑问，如果被我发现了，你一定已经编好一套说辞了。”

“我知道这里应该有一些漫画书。”狐狸说。狐狸妈妈宿醉未醒，因此把他们统统赶出去，不准他们待在房子里，因为实在太吵了。“很精彩的漫画。大部分是西部牛仔，也有些是‘石头之子特洛克’和——”

“勒索，”杜山德说，“电视片《檀岛警骑》和《洋场私探》里面不都是这么说吗？”

“我父母不相信打屁股的功效，体罚只会引起更多问题。”托德的眼睛突然一亮，“你打过他们吗？有没有脱掉他们的衣服？那些女人——”

“那些西西里胡狼不知道有这些股票，”他说，“今天，西西里人到处都是，但在那时候，他们的势力范围最北顶多到波士顿，还不到缅因州。当年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拿走所有东西，把我剥得一干二净，让我在美国靠救济金和粮食券度日。”

“哦，天呀！”托德脸色为之黯然。

“你说你怎么样？”

托德那时认为安德生太太在胡说八道，但在狐狸家车房那天，他想起了她说过的话，看来她的话是对的。

托德倾身向前，把晒成古铜色的手肘搁在膝盖上。“当然。我要听行刑队、煤气室、烤箱，还有那些自掘坟墓的人……”他伸出舌头来舔着嘴唇，“关于那些检查、实验，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下面的牌子写着：禁止小贩、推销员入内。

老人再度把门打开，用患了关节炎的手拉开纱门的门闩，然后把纱门推开一点点缝隙，像只蜘蛛般伸出手来，准备接过托德手中的报纸。托德厌恶地注视着他又长又黄的指甲，终日一根接着一根烟不离手才会如此。托德认为抽烟是肮脏而危险的习惯，他绝不要沾染上烟瘾。这个杜山德竟然会活这么久，还真是奇怪。

托德听到打开橱柜的声音，还有液体倒进玻璃杯的声音。

“杜山德先生，别忘了你的报纸。”托德说，很有礼貌地把报纸递过去。

杜山德听他的话戴上假牙，他告诉托德有关煤气烤箱的事，直到托德该回去吃午饭为止，每次他想一掠而过，托德总会皱着眉不断发问，直到他回到主题为止。杜山德说话的时候喝了不少酒，他没有笑，但托德面带笑容，他灿烂的笑容足够两个人分了。

“什么？”托德起初显得十分惊讶，继之是一脸轻视的表情。“当然不是！你以为我是笨蛋吗？我爸爸有间暗房，我从九岁起就自己洗照片了。”

杜山德闷哼一声，走向电话。

所有杂志都抨击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仍然继续在杂志后面刊登这些故事，而且当你翻到那几页时，说这些人做了许多坏事的报道旁边，刊登的都是贩售德国军刀、皮带、钢盔的广告，还有推销装饰着纳粹党徽的旗帜、纳粹警用手枪、坦克作战游戏及函授课程的广告。他们说这些人做的是坏事，但许多人似乎并不在乎。

杜山德耸耸肩。“到处都一样，哈瓦那、墨西哥城、罗马。我在罗马待了三年，你知道，我会在咖啡店里看到有人那样看我……还有在旅馆大厅，一个女人对我的兴趣远高于她手上的杂志……还有一家餐馆的侍者不管在为哪桌上菜，老是不停地盯着我看。我开始认为这些人都在调查我，通常那晚我又会做梦，那些声音、丛林、眼睛又出现了。”

托德嗤之以鼻。“根据我看过的书，你才是怪物，杜山德先生，不是我。把那些人送进烤箱的是你，不是我。在你来之前，巴汀的集中营是一天两千人，你来了之后就变成一天三千人，在俄国人来制止你以前，已经增加到一天三千五百人。希姆莱认为你是效率专家，还颁奖表扬你，而你竟敢叫我怪物？”

杜山德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因为没有戴假牙，稍稍减损了他严肃的语气）：“我再告诉你一次，小鬼，只说一次。我叫亚瑟·登克尔，我只有这个名字，甚至不是因为移民美国才改成美国化的名字。我父亲为我取名亚瑟，是因为他很佩服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我从来都不叫做杜—山德，或者什么希姆莱，也不是圣诞老公公。二次大战时，我是个后备中尉，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柏林之役，我打了三星期。我承认，三十年代后期刚结婚的时候，我是支持希特勒的，因为他结束了不景气，恢复了我们在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中受伤的自尊。我支持他的最大原因，是我终于能找到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作，而且又买得到烟了，因此我不必在犯了烟瘾时，到水沟里找烟屁股。在三十年代末期，我觉得他还是个伟人，但后来他疯了，听信占星家的胡言，指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他甚至还给白朗弟——他的小狗——一粒自杀胶囊。只有疯子才做得出这种事，其实到后来，大家都疯了，一面高唱着纳粹进行曲，一面把毒药喂进孩子嘴里。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我的部队向美国人投降。还记得有个名叫海克梅亚的美国上等兵，给了我一块巧克力糖，我哭了，因为没有理由再打下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被送到艾山，受到很好的待遇。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纽伦堡大审的经过，当戈林自杀时，我用十四根美国香烟换了半九九藏书瓶酒，喝得大醉。我获释后就到艾山汽车公司做安装轮胎的工作，直到一九六三年退休为止，后来移民美国。我一直想到美国来，我是在一九六七年变成美国公民的。我现在是美国人，我也投票。我没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没贩过毒，更没在柏林、古巴待过。”他把古巴说成“酷巴”。“好了，你赶快走吧，否则我就要报警。”

托德端起牛奶来，但在唇边又犹豫了一会儿，他笑得更可人了，他把加油站送的杯子推到杜山德面前。

“你有一本……剪贴簿？”

杜山德没说什么，他抓住椅子扶手，无牙的、干瘪的嘴唇颤抖着。托德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快哭出来似的。这太荒谬了，巴汀的血腥魔王居然会哭？这就好像预期雪佛兰汽车公司破产，或麦当劳不再卖汉堡，而改卖鱼子酱和松露一样不可思议。

但等他的胖朋友狐狸找到漫画书时，托德已经不想看了。他已经迷惘了，完全迷惘了。

他也许会就此算了，事后，托德曾在晚上睡不着觉时想起这件事。因为初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这个人，看到他卸下了在街上的那副外表所带来的失望（可以说，他把那张脸和雨伞、呢帽一起放进衣橱了），可能让他就此打消了原本的念头。一切原本可能在那一刻就结束了，小小的关门声像剪刀般干净利落地切断了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是，登克尔没有看错，托德是典型的美国男孩，师长一向教导他“锲而不舍”是一种美德。

托德微笑着，不过一副很谦虚的样子。

托德拨开挡在眼睛上的金发，把车子推到台阶边，脸上仍然挂着开朗、企盼和美丽的微笑。他把脚踏车的脚架踢下来，停好车子，再从台阶下捡起折叠的报纸——不是《圣土多奈多之声》而是《洛杉矶时报》——夹在腋下，走上台阶。台阶上，隔着纱窗是一扇厚重的木门，门框右首是门铃，门铃下有两个小牌子，整齐地钉在木门上，外面还包上一层塑胶纸，免得牌子发黄或渗入水渍。托德心想，德国人真是讲求效率，他笑得更开朗了。这是成年人才会有的想法，每当他有如此成熟的表现时，总是在心里暗暗称许自己。

“但是等我来美国后，我把这一切都从脑中抛开。我上街看电影，一星期出去吃一顿饭，通常都去明亮干净的速食店用餐。回家后，我玩拼图游戏和看小说，大多数小说都写得很差，我也看电视。晚上我会喝酒，一直喝到睡着为止。过去的梦境不再出现。每当我在超级市场、图书馆或香烟摊发现有人在看我时，我总认为一定是我长得像他们的祖父……或是以前的老师……或是多年不见的老邻居。”他对托德摇摇头。“无论巴汀发生过什么事，都是另一个人干的，与我无关。”

“今天我要听你说煤气烤箱的事，”托德说，“等他们死了以后，你是怎么烤他们的等等。”他的笑容灿烂，散发着光辉。“但你在说故事之前，最好戴上假牙。你戴上假牙后比较好看。”

“我可以看看吗？”

“看过，我们都看过。有些人不愿意随波逐流，或是无法暂且随波逐流，等待雨过天晴，我们都看到他们的下场了。我们那时做的是对的事情，就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而言，是对的事情，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但……”

“你……很有兴趣。”杜山德看着他，一只手上下摩挲着脸颊，轻轻发出像磨砂纸般的声音。

杜山德开始拨电话，托德看着他，心怦怦跳着，而且越跳越快，胸口仿佛咚咚打着鼓。杜山德在拨了第四个号码后，转过身来看他，双肩一塌，把电话放下。

“买几张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几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有露华浓的一百五十股，都是那银行家替我选的，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杜佛尼，因为跟我的名字有点接近。显然他杀妻的本事远不及他选股的眼光，小鬼。这种犯罪的冲动只证明了所有人都只不过是识字的笨驴。”

“哇！真妙！”托德禁不住嚷着，“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他隐约听见铃声在小屋内回响。他把手指放下，侧耳倾听是否有脚步声，结果没听到声响。他看看天美时表（这也是他卖卡片赚来的），十点十二分。这家伙该起床了，托德平常都是七点半起床，即使在暑假，依然如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呀。

托德递给他几张照片，从粗糙的切边可以看出的确是自家洗的照片。杜山德不发一语，脸色阴沉地翻着一张张照片。有张照片是他直挺挺坐在公车靠窗的位置，手里拿了一本詹姆斯·米切纳的最新作品《百年》；一张是他站在迪文街的公车站牌下，腋下夹了一把伞，他的头偏着，好像倨傲的戴高乐；一张是他在美琪戏院门口排队买票，站在倾着身子的年轻人和长相平凡的家庭主妇当中，他沉默挺直的身影显得十分突出；最后一张是他正在家门口看信箱。

6，000，000.

他把信封内最后一张照片拿给他看，这张照片有不少折痕，还有污迹，角也起皱和卷曲了——成天跑来跑去、忙东忙西的年轻男孩假如把纸片放在口袋里太久，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张纸是以色列悬赏捉拿古特·杜山德的告示。杜山德手中握着这张照片，想到地下那些死不瞑目的冤魂。

“别动！”杜山德大吼道，托德吓了一跳。

那天一直吹着又干又热的大风，东边的灌木林还起火，他记得闻到烧焦、炙热和油脂的味道，也记得狐狸理了平头，他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了不起！”托德说。“我要听所有的事。”

托德用手指拨弄着牛仔裤的缝。

杜山德脸色发白，像是病了似的，整个人在浴袍中显得更加萎缩。“小鬼，这些照片是在外面照相馆洗的吗？”

6,000,000.

天哪！托德内心生起一股真正的厌恶。

“拍这张时，我很怕被你发现，”托德说，“不过我评估过可能的风险。我是站在对街照的，我真希望能有个长镜头，总有一天……”托德露出渴望的神情。

“好啊，你有可乐吗？”

“小鬼，”他重复道，“我什么都不需要，看看上面的牌子，你认得这些字吧？你当然认得，美国所有的孩子都能认字。别来烦我，再见。”

他还记得当时心里想着：我想知道那些地方发生的所有事情、每一件事情。我想知道究竟哪个部分比较真实——是那些文章呢，还是文章旁边的广告？

就像一把钥匙插对了锁，或像第一次谈恋爱一样。

“牛奶？”

“没有。”

“我姓登克尔，”老人说，“不是什么杜山德，看来你是真不识字，可怜呀！再见。”

杜山德狠狠吸着没有滤嘴的香烟，烟头微微抖动着。他从鼻孔中喷出烟来，同时开始咳了起来，是老年人那种空洞的干咳。“我真不敢相信会在这里谈这种话题，”他说，倾身向前，仔细地看着托德，“孩子，你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吗？”

他的头更痛了，嘴也发干，模模糊糊地，他听到远处传来狐狸的声音，说他得去吃晚饭了，托德问狐狸，在他去吃饭时，他是否可以待在车房继续看杂志，狐狸困惑地看看他，耸耸肩说好。于是托德窝在那箱旧杂志旁专心看着，直到母亲打电话来问他到底还要不要回去为止。

“是吗？”杜山德问道，他以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烟。

一个老人驼着背，缩在一袭浴袍中，站在纱门内往外看。他手中夹着香烟，托德心想，这人的样子介乎爱因斯坦和卡洛夫之间，一头长长的白发，而且白中泛黄，是好像尼古丁熏过的那种让人看了不舒服的黄，而不是象牙黄。他的脸满布皱纹，而且因为刚睡醒而略显浮肿，胡子已经有好几天没刮了，面容可憎。托德的父亲常说：“每早刮胡子，看起来容光焕发。”托德的父亲不管上不上班，每早一定刮胡子。九九藏书网

带着放暑假的轻松心情，他微笑着踩着脚踏车，在阳光下、树荫间，穿梭在离家不远的街道上。他看起来像个送报童，没错，他的确有份送报的工作，送的是《圣土多奈多之声》；他也像个卖贺卡赚点外快的少年，没错，他也兼卖卡片。他看起来还像会边工作边吹口哨的那种人，他的确常常吹口哨，而且也吹得相当好。他的父亲是个建筑工程师，年薪四万元，母亲念大学时主修法文，当时托德的父亲迫切需要法文家教，两人便结识了。母亲利用闲暇替人代打文件，她把托德所有的成绩单都保留起来，其中她最喜欢的是托德小学四年级的学期成绩单，老师在上面的评语是：“托德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托德确实是个高材生，小学一路念下来，成绩单上不是A就是B。要是他全得A的话，朋友可能会把他当成怪胎呢。

托德一面微笑，一面按铃。

“如果我不听从上面的命令，我早就死了。”杜山德呼吸困难，上身在摇椅内前后摇晃，弹簧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还闻得到他身上的酒味。“俄国人总是在前线虎视眈眈。我们的头子都是疯子，但你能跟疯子争辩吗？……尤其是其中最疯的魔头，而他偏偏又像撒旦一样幸运。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了一次出色的暗杀行动，谋刺他的人后来被琴弦慢慢勒死，他们恐怖的死状被拍成影片，用来杀鸡儆猴——”

门内传来一阵链子和门闩拉开的声音，门打开了。

托德不禁怀疑起来，他不会搞错了吧？他会搞错吗？他可不这么认为，但这不是学校功课，这是真实人生，因此当杜山德终于说：“如果你想进来的话，你可以进来坐一会儿。不过你要明白，我只是不想跟人过不去而已。”托德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这是什么？”托德指着楼梯底下堆放的大纸盒。

“那时候我还采集到你的指纹，”托德微笑着说，“然后和这张上面的指纹比对。”

托德不理会他的问题。“你见过爱西·考科吗？”

“你拍我的照片？”

杜山德说这些事的时候，托德大半时间都很不耐烦，他的父母在家里讨论晚间新闻报道时，他的反应也是如此。他既不关心杜山德对政治的看法，也不关心他的股票，他认为政客编造出所谓的政治，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做他们想做的事。就像去年他想把手伸到莎朗衣服里面，莎朗不肯，她说他有这种想法很不好，虽然她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兴奋。于是，他告诉莎朗，他长大以后要当医生，她就让他摸了，这就是政治。他想要听的是德国医生如何让狗和女人交配；如何把一对双胞胎放进冰箱中，看哪个先死，还是两人会同时死去；还有电疗法、不为病人麻醉就动手术，以及德国士兵如何随意强奸妇女。其他的全都不过是因为有人跑来制止这一切之后，再想出来掩盖事实真相的胡说而已。

“他知道吗？”

托德点点头。

“我采到两组指纹，”托德说，“其中一组和悬赏海报上的指纹完全不同，我猜也许是邮差的指纹。另一组是你的，我比对符合的特征点不止八个，我总共找到十四个符合的比对，”他笑，“这就是我用的方法。”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期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托德说，更加笑容可掬，“我猜也没人知道，或至少没有人走漏风声。不过有个以色列情报员曾经在古巴发现你的踪迹，就在卡斯特罗上台前不久，你在一家大旅馆当门房。当叛军进入哈瓦那时，你也失踪了。一九六五年你出现在西柏林时，他们差点抓到你。”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托德握紧拳头。杜山德的目光落在这营养充足的美国男孩双手上，这双手仿佛生来专门拿来做肥皂盒汽车模型。托德确实做了不少，一年前，他还在父亲的协助下，做了一艘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模型，几乎花了他四个月的时间，现在那艘船放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

“你喝一点吧！”他狡猾地说。

“没错，那些杂志引发我的兴趣，但我认为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在胡说八道，因此我又去图书馆查资料，发现更多东西，其中一些比杂志上的更有趣。最初那个讨厌的图书管理员不肯让我看，因为那些书放在成人部，但是我告诉她，我找这些资料是为了学校的功课，要是为了功课，他们就只好让我看了。但她打电话给我父亲，”托德的眼神转变，满是怨恨，“以为我父亲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雨衣。”杜山德喘着气。

“如果你想叫警察的话，”托德笑道，“请便，我就在这里等着，但是如果你不打算叫警察来，何不让我进来？我们可以谈谈。”

他又听了三十秒，房内依然没有动静，他再按门铃，一面按铃，一面看着手表上的秒针，足足按了七十一秒，终于听到脚步声缓缓拖啊拖地走过来。托德根据那阵踢跶踢跶声推断，来人穿的是拖鞋。他立志长大后要当私家侦探，因为他喜欢推理。

“你会说的，如果你不肯说，我会把你的身份告诉每个人。”

“她长得很美吗？”托德急切地问道，“我是说……”他的手在空中画出像沙漏的形状。

“你告诉过别人这件事吗？”

“嗯。”杜山德颇为困惑，似乎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

“突然之间你就找到了，”她狂热地说道，“你第一次看见某个东西，然后立刻知道你找到了自己最大的兴趣。就好像找到了开锁的那把钥匙，或像第一次谈恋爱。这是为什么‘认识职业日’这天的活动特别重要，小朋友，你可能就在这一天找到自己最大的兴趣。”然后她告诉他们，她最大的兴趣是什么，结果她最大的兴趣不是教五年级的小学生，而是收集十九世纪的明信片。

杜山德说：“就是会对某件事情迷得不得了。”

“当时正值冬天，那人穿了一件风衣，但我相信，如果我走下车要他脱下风衣、卷起袖子来，一定可以看见他手臂上的号码。最后车阵终于开始移动，于是我发动车子。我相信如果车子再堵上十分钟，我一定会下车去，把那个老人从车子里拖出来狠狠打一顿，不管他身上有没有编号。因为他用那种眼神看我，我一定会好好揍他一顿。没过多久，我便永远离开了德国。”

“我应该告诉你，万一我遭到什么不测——”他才开口，杜山德穿着拖鞋踢跶踢跶地走过他身边，一直走进客厅。他轻蔑地挥挥手，托德感到血往上冲，漫过他的喉咙和面颊。

“噢，是的！很不错的剪贴簿，里面有几百张照片，哪天我拿给你看看，你会吓一跳。”

“你应该看过她的照片了？”杜山德说，“像你这样痴狂的人？”

“当然，狐狸家的旧杂志上正好有一张照片，你在里面就穿着一件像这样的外套，图书馆的书中也有一张照片，你在上面穿着党卫军的大衣。因此那天我看到你时，我对自己说，‘没错，这正是古特·杜山德。’于是我开始跟踪你——”

“我开始跟踪你，我的志愿是将来当个私家侦探，就像侦探小说里的名探史培德或电视片《洋场私探》的主角一样。总之，我很小心，不能被你发现。你要看一些照片吗？”

“所以，”杜山德说，“如果你决定要自己做一票投机生意，应该晓得你挑选了支毫无价值的股票。”

“是呀！图书馆的书全都是用同一种手法写的，写这些东西的家伙好像一边九九藏书写着，一边自己都想吐。”托德皱眉，脑子里想着要用什么句子来表达比较恰当，“他们的语气好像他们都为此辗转难眠，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不要让这类事情再度发生。因此我也把报告写成那种样子，我想老师给我A，原因便在于我读了这些资料后，没有把吃下去的午餐全吐出来。”托德得意地微笑着。

哦！他清楚记得那天的事情，每一件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墙上发黄的旧日历、水泥地板上的油渍、橘色麻绳捆住杂志的样子。他也记得每次一想到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头就更痛了。

上面那块牌子写着：亚瑟·登克尔。

他清清楚楚记得那天在狐狸家车房的情景，也记得在五年级时，级任老师安德生太太（所有的小朋友都叫她甲虫，因为她有几颗大门牙）在学校的“认识职业日”之前，告诉他们找到自己最大的兴趣是多么重要。

“你很幸运。”托德说。

托德继续微笑，他走过去，好像是打算把照片中人看个仔细，但他并没看照片，反而伸手去摸小台灯的灯罩。

但托德大笑起来，孩子气地开怀大笑。他摇摇头想说什么，但却忍俊不禁，又笑了起来。

“一点点运气，再加上努力不懈，”托德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哈洛·佩乐，不过大家都叫他狐狸，他在我们棒球队担任二垒手。他爸爸有不少这类杂志，一大箱旧战争杂志。我想去找几份新的杂志，但报摊老板说这些杂志大多数都停刊了。我在那些杂志上看了不少德国士兵和日本兵拷打女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关于集中营的文章，我对这些集中营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杜山德先生，你最好叫他们来，还是你宁可我称呼你杜山德先生 ？”他继续笑着，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齿，这是他从小就乖乖地一天刷三次牙、而且使用含氟牙膏的结果。“自一九六五年后，没人再看见过你……直到两个月前我在市中心公共汽车上看到你。”

6,000,000.

托德兴致盎然地听着。这番描述相当不错，但他相信以后还会有更精彩的，他只需要刺激一下杜山德。哈，他很幸运，不少像他这个年纪的人都早已老迈不堪了。

“最初几次看到你的时候，我不敢确定。但是有一天下午正好下雨，你上公车时，穿了一件发亮的黑色雨衣——”

结果又再度令他失望，不过他早该有心理准备的，墙上当然没有希特勒神气活现、眼神随着你走动而流转的油画，也没有看到玻璃柜中陈列着勋章或墙上挂着纪念宝剑，壁炉架上也看不到华尔瑟警用手枪（事实上，这里根本没有壁炉架）。托德告诉自己，这家伙若把这些东西放在看得到的地方，一定是疯了。不过这和他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差太多了。这是典型靠微薄养老金过活的老人家的客厅，假砖做的假壁炉上挂了一面钟，还有一架黑白电视，电视天线上包了一张锡箔纸，用来改善收视状况。地板上铺着灰色地毯，毛都快脱光了。沙发旁的杂志架上摆着《国家地理杂志》和《读者文摘》，还有《洛杉矶时报》。墙上没有希特勒的肖像和宝剑，倒是挂了一张裱了框的美国公民证书，还有一张女人的照片，那女人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杜山德后来告诉他，那种吊钟形女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

“最后，我去找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他们也帮助过别人，我可以不必再逃亡了。”

“不是？”杜山德说，突然间他面如槁灰，神情更加害怕了，他又喝了一大口，脸色沉重，声音颤抖地说：“我看得出来……你不是想勒索金钱。但是，虽然你笑了，我仍感觉得出来你想勒索一点什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跑来这里打扰一个老人？也许正如你所说，我以前是个纳粹，甚至是党卫军，但是，我现在只是个老头子，连上大号都得靠通便剂，你到底想要什么？”

他看托德一动也不动，于是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来，托德仍站在客厅中，站在那张放着小台灯的小桌旁。

“当然。我去把漫画找出来。”

“不是，杜山德先生，不只是这样，差多了。”托德急切地说，倾身向前。

杜山德用一只手擦擦眼睛。

托德冷冷道：“你最好别这么做。”

“你是怎么发现的？”

杜山德紧闭着双眼，然后慢慢张开来。“你不明白，我不想说。”

“没有可乐。”

托德的嘴咧得更开了，几乎已经像不自然的假笑。

“不是什么好玩意，”狐狸说，“大都是真实的战争故事，很沉闷。”

他走回客厅，拖鞋唏嗦唏嗦地响着，他手上拿着两个绿色的塑胶杯，像是加油站开张时的赠品——你把油箱加满油，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杯子。杜山德把其中一个杯子塞进托德手中。

“这全是肮脏的美国人造的谣，”杜山德说。他把杯子砰的一声放在桌上，威士忌溅得手上、桌上都是。“问题不是我造成的，我也无法解决问题。我只是奉令行事而已。”

杜山德狠狠抽着烟。“后来，等我不再做这些梦以后，有时我觉得我看到了从巴汀来的人，不是守卫或军官，千篇一律都是犯人。我还记得十年前在西德，有一天下午，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交通严重堵塞，每一条车道上的汽车都动弹不得。我坐在车里听着收音机，慢慢等着交通疏畅。我往右看看，右边车道上是辆很旧的车，驾驶座上有个人正望着我。他的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他的脸颊上有道疤，头发花白，剪得很短、很差。我别过头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车子始终没动。我偶尔瞄一瞄旁边车道的那个人，我发现每次我看他时，他都注视着我，他的脸色平静得好像死人一样，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我相信他一定曾经在巴汀待过，而且他也认出我来。”

“是吗？”杜山德从浴袍口袋中掏出一包火柴来，漫不经心地在电视机外壳上划了一下，点燃香烟。“你倒是说说看，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把警察叫来，告诉他们你那疯狂的指控？只要一个理由？快说！电话就在客厅，我想你父亲知道了会打你屁股一顿，之后一整个星期，你吃晚饭时都要坐在软垫上了，呃？”

“他叫狐狸。狐狸是个大嘴巴。我没告诉任何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

“不错，你还真会发号施令，”托德态度很诚恳地说，“很有威严。听说爱西·考科用人皮做灯罩，是吗？”

“当然。我意思是说，在我的剪贴簿中，你的照片至少都是三十年前照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一九七四年了。”

托德从裤袋掏出一个折叠的牛皮纸信封，汗水把纸袋封口给黏住了，他小心翼翼地撕开它。托德的眼睛闪闪发光，好像想到生日、圣诞节或七月四日放的烟火一样。

“一个小鬼，”他叹口气，“居然是个小鬼。”

“当然，不论是好是坏，我父亲认为小孩子应该及早了解人生的真相，日后面对真实人生时，才能做好准备。他说现实人生好比一只老虎，你得抓住它的尾巴，若你不了解这个动物的本质，你会被它吃了。”

“是个小鬼。”他说，声音浊重，九九藏书网充满睡意。托德瞥见他褪色而寒酸的浴袍，感到更加失望。浴袍的一边圆领翻了起来，领子上沾了辣酱或牛排酱，托德还闻到烟味和酒味。

“爱西·考科？”杜山德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没错，我见过她。”

然而他所知道的战争，和他在狐狸家车房楼梯下旧杂志中读到的战争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正如同老师在课堂上描绘的细菌和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不停蠕动的活细菌，有很大的差别。

杂志上刊登了爱西·考科的照片，有敞开大门的火葬场，还有穿着党卫军黑制服的军官和一些穿着条纹囚衣的囚犯。那些老旧的杂志发出的味道正如圣土多奈多一发不可收拾的丛林之火，他可以感到老旧的杂志纸在他手上沙沙作响。他一页页翻着，仿佛已不再置身于狐狸家的车房中，而是时光倒流。他脑子里不停想着：他们真做了这些事，真有人做这种事，而且有人让他们做这种事， 他的头因恶心和兴奋而开始发痛，他的眼睛炙热而紧张，但仍继续看着，一帧在达豪集中营拍摄的照片上尸积如山，下面印有一行铅字，上面的数字跃入他脑中：

“我太太，”杜山德伤感地说，“她在一九五五年死于肺病，那时候我在艾山的一家汽车工厂做事，我很伤心。”

他骑着那辆轮胎直径二十六英寸、有弯把的脚踏车，在郊外住宅区的路上行驶时，就像个典型的美国小孩。的确如此：托德·鲍登是个十三岁、五英尺八英寸高、一百四十磅重的健壮少年，头发是熟透的玉米色，蓝眼睛，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微微晒成褐色的皮肤上，长着几颗青春痘。

门立刻就停住了，古特·杜山德脸上顿时闪现出紧张和戒慎的表情，或许还夹杂着惧怕，但随即恢复平静。托德感到第三度失望：还算不错，他脸上的表情随即恢复平静了。但托德还是很失望，他并没有预期杜山德只是“还不错”而已；他原本期望他很厉害。

“德国烧酒？”托德问。

“瘆人！？”杜山德沉重地说。

托德总算冷静下来，他坦然地看着杜山德。“要什么？……我只不过想听听那些故事，如此而已，我真的只想听听故事。”

当他最后把盒子推回楼梯下面时，他想起了甲虫安德生太太，他心想：她是对的，我终于找到我最大的兴趣了。

“报纸给我。”老人说。

老人看着这个笑容可掬的男孩好一阵子。鸟儿在树上啁啾叫着，隔壁一条巷子内，马力强大的除草机正轰隆隆响着，更远点的闹市上，汽车喇叭声此起彼落，透露着商业生活的繁忙。

“我还真的写了一篇报告，你知道怎么样？我得了A⁺。当然我写得很小心，写这类东西时，一定要很小心。”

杜山德看着他，脸色发灰。“我就知道，”他说，“我迟早会发现你想勒索什么。”

“她又胖又矮，皮肤粗糙。”杜山德简短地说。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按熄在烟灰缸中，烟灰缸里已有不少烟头了。

“他们把艾希曼吊死了。”他小声道，一只手下意识地摸摸颈子，眼睛圆睁，好像小孩听到恐怖故事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段落似的，“他是个老头，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了，也不碰政治，但他们还是吊死他。”

“你要什么？钱？恐怕我身无分文。我在南美洲的时候还有不少钱，不过不是靠贩毒这么浪漫而危险的生意赚来的。巴西、巴拉圭和圣多明各有个二次大战漏网战犯的组织，我也加入这个圈子，从事锡、铜、铝矿的开采，我们做得还不错。然后局势变了，国家主义、反美主义兴起，本来我还是可以安然度过危机，但那些犹太人找到我。坏运总是接二连三地来到，小鬼，有两次我差点被他们抓到，有一次我听到有个犹太杂种在隔壁。”

他的目光落在玻璃杯上。杯子已经空空如也。

“当然可能，我爸妈去年送我一组采集指纹的工具作为圣诞礼物。是真的工具，不是玩具。有粉末、三支刷子，用在三种不同的表面上，还有一种特别的纸可以把指纹印下来。我爸妈知道我长大后想当私家侦探，不过，他们也认为等我真的成年时，就会打消这个念头。”他耸耸肩，“书上有说明如何采集和比对指纹。必须有八个特征比对，法庭才会采信。因此，有一天你去看电影时，我到这里把你邮箱上、门柄上所有能采集到的指纹都采集了，很聪明吧？”

“不，抽烟会得肺癌。我爸以前还抽，现在不抽了。他参加了戒烟协会。”

他递给杜山德三张影印的照片。杜山德自己早已看过这些照片很多次，第一张照片是他在巴汀集中营的办公室照的，桌旁竖立着一面纳粹党旗；第二张照片是他入伍时拍的；第三张是他和希姆莱手下第一号人物格鲁克斯握手的照片。

现在，托德把车子停在克雷门特街963号。这是一幢小平房，房子漆成白色，有绿色的百叶窗和绿色的矮树篱，树篱受到细心照顾，而且修剪整齐。

“听故事？”杜山德反问，他显得非常困惑。

“噢，是的，我有个轻薄短小的柯达照相机，正好塞进手中。一旦你抓到窍门就很容易拍照，只要手握着相机，手指张开一点，不要挡住相机镜头，好从指缝中取镜，然后用大拇指按下快门，”托德谦虚地大笑，“拍了很多张自己的手指照片之后，我终于抓住窍门了。你知道吗，只要一个人肯努力，什么事都办得到。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但很有道理。”

“俄国人来以前，你早一步离开巴汀，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有人说你在那儿发了财，用你从德国带出来的黄金投资毒品。总之，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你躲在墨西哥市，然后——”

“然后，所有的声音都静止下来，所有的眼睛都在黑暗中张开，有如雨林中野兽的眼睛一般炯炯发亮。我有好多年都活在丛林边缘，我想这是为什么我在梦中总是闻到丛林的味道，感觉身在丛林的原因。每当我梦醒时，都惊出一身冷汗，我的心怦怦跳着，必须把手伸进嘴里，免得自己尖叫出来。我心里会想，这些梦才是真实的，而巴西、巴拉圭、古巴……我待过的那些地方都只是梦境而已。在真实生活中，我还在巴汀，俄国人今天比昨天还要接近。他们之中有些人还记得，一九四三年时，他们得吃德国人冻僵的尸体才能活下去，现在他们渴望喝到德国人的鲜血。马路消息谣传，确实有些人进入德国境内之后，便割开俘虏的喉咙，把他们的血倒进皮靴里喝。当我醒来时，我会想：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工作，如此一来，他们就无从得知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或是因为证据太薄弱了，外界不愿意相信，也不需要相信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想活下去的话，就必须继续我们的工作。”

快关上的门又再度停住，门缝中露出老人松垮垮而苍白的脸，像泄了气的皮球。托德微笑着。

杜山德没说什么，但他稍稍松了口气，脸上也恢复了一点血色。

“我去找西西里人，”杜山德冷淡地说，托德脸色一沉，“一切都安排好了，假护照、假的过去。你想喝什么吗，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