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刚才的一阵风雪声势稍歇，不过干如沙子般的雪花仍旧打在我脸上。我很高兴看见通往249号B门口的阶梯铺了沙子——这当然是斯蒂芬弄的——他知道老年人的身体不像炼金术那样从铅变成金，而是全身骨节变成玻璃般脆弱，想到这些事时，我就觉得上帝大概很爱开玩笑。

如今我才想到还有第三件例外的事——斯蒂芬酿了可口的蛋酒，酒并不烈，不过由于其中的甜酒与香料，喝下去喉咙会辣得发烫；蛋酒盛在如冰雕般美丽的玻璃盆中。大家几杯黄汤下肚后，嗓门也越来越大。

还有一套狄更斯的作品、一套笛福的作品，特洛普的作品更是数不清，还有一套小说——共十一本——作者叫施维里，书壳是漂亮的绿皮，烫金的字写着出版商为“斯德罕图书公司”，作者与出版商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过，其中第一本小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出版于一九一一年，最后一本《暗礁》则出版于一九三五年。

我如释重负，我不是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至少平常不是——但刚才闪过脑际的念头却令人毛骨悚然，仿佛我能预知这件事必将发生似的，要不是我先瞥见斯蒂芬的眼睛，我还真会向他喋喋不休一番呢！看来他不认得我，一点也不认得。

不久斯蒂芬来开门，于是我走进去，穿过桃花心木镶嵌的走廊，经过一道半开的双重门，走进了图书室兼阅览室兼酒吧。这是一个阴暗的房间，偶有光线闪烁——是台灯散发的光芒；橡木镶花的地板辉映着炉火，可以听见巨大火炉里燃烧的桦木条不断发出哔哔剥剥的声音，整个房间暖烘烘的——当然天底下对客人最好的欢迎莫过于温暖的炉火了。我耳边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冷冷的，有点不耐烦，一定是尤汉生在翻阅《华尔街日报》；十年了，竟然仅由他阅读股市行情的方式，仍能察觉到他在场。有趣……另一方面，也令人称奇。

然后斯蒂芬仿佛变魔术似地来到我身边，手里拿着我的大衣。“晚安，艾德利先生，随时都欢迎你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做噩梦。爱伦和我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喝了许多酒，然后又去了一家好几年都不曾去过的爵士乐酒吧，听蓝眼黑人乐手吹喇叭，一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的头在痛、胃在翻，却依然难以置信竟会发生这等好事，我的年薪一下子提高了八千，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我们好像骤拾巨款一样意外。

他看来有点诧异。“我们没有那种东西，”他说道，“至少我不认为我们有。”他环视着阴暗安静的房间；尤汉生把他的《华尔街日报》翻得刷刷作响，我看见斯蒂芬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他穿着白色上衣，真如鬼魅一般。乔治把酒杯搁在茶几上，然后将一根木条丢进火里，火花冲上了烟囱黑漆漆的颈部。

他在第2街与第35街口让我下车，我得走半条街才到得了俱乐部，我手上戴了手套，一手按着头上的帽子，弯着腰迎着呼啸不已的寒风向前走去。没多久，我就觉得体内的生命力大大萎缩，只剩下有如瓦斯炉母火的蓝色火苗一般微弱。高龄七十三的人对于寒冷的感觉总是更敏锐、更深刻些；我应该待在家中炉火前……至少是电热器前。七十三岁的人对于热血沸腾是怎么回事，已不复记忆，比较像是学术报告上说说罢了。

“太好了。”斯蒂芬打岔道，于是又是一阵笑声，许多人和气地拍拍安德鲁的肩膀，不久会员一一离开，大厅里卷进阵阵冷风。

三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四个星期、五个星期，华特豪斯再也没邀请我。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太格格不入了，我这么告诉自己。这种想法令我很失望、很沮丧，我猜想只要假以时日，或许就不会觉得这么不舒服了，因为一切的失望终将逐渐被淡忘，消失无踪。但我总会在最奇特的时刻里，回想起那天晚上：图书室一盏盏孤灯下的安静平和及浓浓书香，华特豪斯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窄窄的书架间散发的浓厚皮革味；不过大部分时候，我想到的都是自己站在那扇窄窄的窗前，盯着手上的酒杯由绿变黄转红，想到那时感觉到的一股祥和。

“我拒绝回答可能会陷我于不义的问题。”我说道，那位司机哼了一声，仿佛心里在想，我怎么老是碰到这种自作聪明的家伙……但没有再开口。

我犹豫片刻，便加入进来。司徒讲了一个故事——听了并不挺舒服，我不打算在这里重述，要是我告诉你故事内容是描述一个人怎么样在电话亭里淹死的话，你大概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八点十分，出租车终于到了，我钻进车子，真高兴能躲开寒风的侵袭，我高兴得忘了为出租车迟到发脾气，司机原本罪有应得。昨天自加拿大长驱而下的这股冷风可真是厉害；刺骨的寒风在车窗外呼呼作响、呜呜哀号，偶或淹没车里收音机的声音，也令车子不住晃动。许多商店都还开着，但人行道上几乎已看不见赶在最后一刻采购的客人，仍然留在街上的行人看来很不舒服，几乎是满脸苦相。

安德鲁清了清喉咙。“我想到一个故事，但是不知道适不适合，我是说不知道——”

我看到几乎所有人都拉张椅子，围成半圆形，坐在火炉前；斯蒂芬拿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香肠。史坦从兔子洞口出来，迅速但愉快地向我自我介绍；葛里逊还在打撞球——听声音是在练习。

施维里小说再下去两排有一部对开的大书，是教建构式玩具迷如何组装玩具的详细指南，在它旁边，又是一本对开的书，里面都是著名电影中的著名画面，每张照片皆占一整页，旁边那页则是散文诗，这些诗有的是在描绘同一个跨页中的电影画面，有的则是受电影画面启发灵感而写下的诗作。这倒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想法，不过其中有些诗的作者却很有名，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玛丽安娜·莫尔、威廉斯、史蒂文斯、朱可夫斯基、艾瑞卡·琼等等；翻到一半时，我发现一首阿吉浓·威廉斯的诗，旁边是玛丽莲·梦露站在地下道铁格盖上按住裙子的那张著名照片。诗的标题是《钟》：

我也附和着说天气真是坏透了，又回头望着那间又大又高的房间；风雪交加的夜晚、熊熊的炉火……与鬼故事。我是不是说过热血沸腾对七十三岁的人已成过去式？或许真是如此，但我突然觉得胸中涌起一股暖意……而且并非因为炉火或斯蒂芬一贯彬彬有礼的欢迎。

不过我当然还是在等待邀请，母亲从小教我不要相信别人“请随时来玩”的客套话；我并不是说希望得到一张烫金字的邀请函，放在镀金的托盘上由仆人送来，但我确实希望有少许暗示，即使是随随便便一句：“大卫，哪天过来玩玩？希望我们没有让你觉得太无聊。”都可以。

在这趟纽约公立图书馆之行中，我也沿着小说类的书目卡寻找施维里的作品，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最接近的搜寻结果是，有个名叫露丝·施维里的女作家曾写过一部推理小说。

靠着威士忌的威力，我不再觉得那么格格不入。（我为了这个约会，在衣橱前面整整站了半个钟头，不晓得该穿什么衣服，后来终于决定穿深棕色的西裤，与一件勉强可搭配的软呢上衣，暗自希望我要见的一群人既不会穿燕尾服，也不作短夹克、牛仔裤打扮……不过在衣着方面，我穿得还不九*九*藏*书*网算太离谱。）新的社交场合总会使人非常留心每一个礼仪小节；礼貌性地干了一杯之后，我非常希望确定自己没有疏忽任何礼节。

“我是不是应该在来宾册上签名？”我问道。

“嗯，也许你真要升官了。”她说道，尽管她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不过她总算仁慈，话中倒没有挖苦的意味。

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了一些话——直到现在我还不确定自己说了什么，他的邀请完全把我弄糊涂了；他的建议乍听之下似乎是偶发之论，然而只要看看他两道灰色浓眉下一双冷冰冰的蓝眼睛，就知道这绝非偶发之论。如果说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是如何回答的，那也是因为我突然觉得这个建议——尽管语焉不详又莫名其妙——就是我一直等着他说出的正题。

“很好，”他塞了一张纸到我手里，“这是地址。”

“那是什么意思？”我指着拱心石上的文字问道，“你知道吗？”

我的胃疼了一天，这也是令我相信昨晚的一切并非做梦的唯一原因。

温暖的车子里响着计价器跳表的声音；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的故事，还说自从十八岁以来，我就不曾笑得那么厉害、那么舒畅，这些话都是实情，绝不是拍马屁。

我在斯蒂芬冷冷的眼神中，竟然看见了这么多；这时他的眼睛温暖起来，他微微笑道：“艾德利先生！请进，把外套给我。”

等司徒——他现在已经去世了——说完之后，有人说道：“你应该把故事留到圣诞节再说。”于是响起一阵笑声，我当然不懂有什么好笑的；至少当时还不懂。

“没错。”我说道，心想这大概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对她撒谎……后来才记起上一次聚会之后，她问我情形怎样时，我就没有照实说，只说是老人家谈谈战时轶事。

在那五星期中，我到图书馆借了四本威廉斯的诗集（我自己有另外三本，都已经仔细看过找过了），其中一本称为《威廉斯诗歌全集》；我重新温习了过去喜欢的几首诗，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首名为《钟》的诗。

“斯蒂芬负责调酒，他的酒调得棒极了，他总爱说调酒虽是雕虫小技，但却非常重要。”

卡鲁德并没有在一轰之下身首异处或断胳臂断腿……至少一次大战的军人心中想到不得全尸而亡的情况，都是没了手、没了腿、眼睛瞎了、肺里吸满毒气等；他说卡鲁德将军的死相倒没有那么惨，如果他的母亲看到他，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可是那张作战图……

刚才爱伦问我晚上过得如何时，我竟有那种想法，简直跟华特豪斯的车子开走时我那些胡思乱想一样荒谬，其实如果我实话实说，告诉她我在老板的俱乐部里过得很愉快，又有什么不对？即使有什么不对，谁又会知道呢？不行，我越想越荒谬，越来越偏执了，就跟刚才的胡思乱想一样，然而内心的声音又告诉我，每一部分都和刚才一样千真万确。

我犹豫了一会儿，衬衫扣已解开一半，心里清清楚楚知道：如果我告诉她，以后就再也别想去那边了。

“再奇怪的事也发生过。”我向她吻别。

“我想大概是做噩梦吧！”我说道，“醒来就忘了。”

“好孩子！好孩子！”

过了几个星期，什么事也没发生；每当我想到华特豪斯奇怪的建议——当然奇怪啦，我一年见到他的次数不会超过十二次，我们在社交场合见面的机会一年顶多也只有三次，包括事务所在十月份办的晚宴在内——我想我大概会错他眼神中的涵意了，或许他真的只是随便提提，不久就忘了，或许事后还颇后悔。后来有一天傍晚，他走到我面前；虽然他已年近七十，但肩膀仍然又宽又厚，一副运动家的架子；当时我双腿夹着公事包，正穿上大衣。他说道：“如果你还想去俱乐部喝酒，何不今晚就去？”

“叫我乔治，”他说，“在这里叫乔治就行。”

“我们都是在圣诞节之前的星期四聚会，其实那天晚上也是一年中大家来得最齐的一次。”

我们喝酒。

之后，麦卡朗的身子稍稍前倾，眼睛仍望着炉火，他把两手交叉夹在膝盖间，开始说故事。

她又回到书上，我走到厨房去喝我的啤酒，等我回来时，她已把《漫长的告别》摊在床上，仔细打量我。“大卫，你会不会加入这个俱乐部？”

“圣诞快乐，斯蒂芬。”我说。

司机想了想又说：“你也属于那种热血自由派吗？”

“你的圣诞精神还真叫人吃惊！”

她十分淑女风范地拉起被子……然后又咯咯笑着，用脚把被子踢至床下。

斯蒂芬静悄悄穿过我们中间，拿起空酒杯，注入白兰地，一声声“圣诞快乐”响起，这时我才头一次在这里看到给钱的动作——这里十块，那里五十，我看得很清楚，还有一张是百元大钞。

“没有，”我说道，声音有些不稳，“我想没事了。”

我猜斯蒂芬大概知道俱乐部是如何成立——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俱乐部成立了多久，斯蒂芬从一开始就在那儿……我相信斯蒂芬的年纪一定比他外表看起来大得多。他讲英文带了点布鲁克林腔，然而除此之外，他办事精准，无懈可击，堪与训练有素的英国管家相媲美；他的沉默含蓄令人恼怒，但这也是他独特魅力的一部分，而他的浅笑更像一道上了锁又闩住的门，难窥其中之奥妙。我从未见过俱乐部的记录——如果有的话，也从未接到会费的收据——因为我从来没有缴过会费，俱乐部秘书也不曾打电话给我——俱乐部没有秘书，东35街249号B也没有电话，还有，这俱乐部——如果真是个俱乐部的话——也一直没有名字。

我原本也想问斯蒂芬，但一看见他眼中警告的神情，便又作罢。

“谢了。”我说道。

那天晚上，爱伦的反应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在华特豪斯手下已工作了大约十五年，显然我不可能升到比现在的中级职位更好的位子，她认为这是事务所安抚资深员工的新花招，可以省下买金表的花费。

那天晚上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又有人讲了一个故事。斯蒂芬端着白兰地走来走去，故事讲完后，大家陆续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斯蒂芬站在通往走廊的门口，以低沉但愉快的声音问道：“那么圣诞节时由谁讲故事？”

那年秋天，事务所派我赴哥本哈根出差六周，回来后得知经常出席249号B聚会的韩若翰因为癌症而不幸过世，韩若翰太太骤失依靠，境况非常可怜，于是俱乐部发起捐款；大家推选我负责收集所有捐款——都是现钞——再将其转换为银行支票，总数超过一万元。我把支票交给斯蒂芬，我猜他大概把支票寄给韩若翰太太了。

“你们真的要在圣诞夜聚会吗？”我一边问一边扣扣子，心中为听不到安德鲁的故事而有点失望，但我跟爱伦早已计划好，要开车到她姐姐家过圣诞。

斯蒂芬帮我脱了外衣，嘴里喃喃抱怨着坏天气，电台正在预报大雪将一直落至明晨。

我承认，在那个刮风下雪、寒风刺骨的晚上，我穿衣服的动作比平常都快；那是一九七几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相信俱乐部其他会员大概也跟我差不多。每逢这种风雪夜，纽约的出租车是出名的难等，因此我打电话叫了电招出租车；我打电话的时间是五点半，请车子八点来接——我太太扬了九九藏书扬眉毛，但没说什么。我与爱伦自一九四六年起，就住在东58街这栋公寓大厦里。七点四十五分，我已经到楼下等出租车，过了原定时间五分钟，出租车却还不见踪影，我忍不住心急地踱来踱去。

乔治细心读着，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我望了望通往撞球台的小门，看见华特豪斯与司徒把棒球卡堆成像海獭帽一样，两人大声笑着。

光是这样就够不寻常了，我不禁往坏处想，（我被开除了？）又往好的方面想，（也许我得到意外的升迁？）他的来访真是令人困惑。华特豪斯倚在门口，别在背心上的大学优等生荣誉徽章散发着柔和光芒，他嘴里随便东拉西扯——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一直在等他说笑完毕，直接切入手边正在处理的案子，例如：“关于凯西这个案子——”或“我们得研究一下市长任命索卡维兹去——”但他好像压根儿不想这么做。他瞥了一眼手表，表示跟我谈得很愉快，现在他得走了。

也许在其中一扇窗户后面，有人正在密谋杀人，我想着，蓦地脊背一阵发麻，密谋杀人……或是正在进行谋杀。

“我很高兴，”她说道，“长久以来，你一直需要一些东西，我想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这点，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参加了救济会、女权委员会，还有剧院会，你也需要一些东西，我想你需要可以跟你一起迈入老年的朋友。”

大家都停止手边的动作环顾四周，有人低声谈话，还有人发出一阵爆笑。

我溜进图书室。

美国将军卡鲁德一向视部下生命如草芥，他所负责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一万八千名官兵死伤，早已是大家公认的疯子。有一回敌方炮击时，他正站在一张作战图前面，向部下解释又一次疯狂至极的伏击行动。这个伏击行动注定会像卡鲁德其他的作战计划一样，走上相同的厄运，成功制造出新的寡妇。

我在皮夹里摸索着，在爱伦的照片后面总是夹着一张五十块钞票，以备不时之需。斯蒂芬替我倒白兰地时，我手不抖、心不颤地把钞票塞进他手里……虽然我并不富有。

书架上有一些法律书，但是每一本都相当奇怪，《二十大肢解案在英国法律下之判决结果》是我记得的书名之一，《宠物案》是另外一本。我打开这本书，内容果然是针对宠物相关案件的法律论述（这本探讨的是美国法律），从继承大笔遗产的家猫，一直到挣断颈链、严重咬伤邮差的豹猫都有。

我把书放下，摸着她的胸部。“连这样也不行了？”

“是的，没错。”

大门是厚实的镶嵌橡木，在我眼中，这扇门不啻城门一样牢不可破。我看不见门铃，也找不到门扣，黑乎乎的门檐下面也没有闭路电视的摄影机，当然华特豪斯也没等在那儿带我进去。我在门口停下来四下打量；东35街好像骤然变得更暗、更冷、更吓人了，黄褐色建筑物看来很神秘，好像隐藏着什么不想为人知的秘密，每一扇窗户都好像它的眼睛。

“是的，谢谢你，华特豪斯先生——”

麦卡朗讲呼吸方法故事的那天晚上——我们俱乐部总共有十三位会员，不过在那个强风怒号的雪夜，只有六个人如约前来。我记得有些年，俱乐部只有八位常任会员，有些年则有二十位，或许还不止。

他没有用“会员”两个字——是不经意的疏忽？抑或灵巧地避开这个字眼？

尤汉生在看《华尔街日报》，麦卡朗与安德鲁面对面地坐在另一盏灯下下棋。麦卡朗总是面容憔悴，鼻子窄如刀锋；安德鲁块头很大，肩膀斜斜的，个性暴躁易怒，姜汁色的浓密长须盖到背心上。两人面对面望着象牙与黑檀木制的黑白两色棋子，简直像印第安人的图腾：老鹰与熊。

我付了车钱，跨出车子，朝向门口的四级阶梯走去；走上阶梯的同时，我的兴奋之情顿时凝结为忧虑（老年人最熟悉这种感觉），我究竟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我就说吧？”

那张图不知怎的竟印在他脸上，杜杰曼瞪着他脸上那张死亡面具，卡鲁德的眉骨正好在布列塔尼岛的岩岸上，莱茵河仿佛蓝色疤痕般奔流在他的左颊上，下巴则纹印着世上最佳的酿酒胜地……萨尔区仿佛刽子手的套索般绕着他的喉咙，凸出的眼球则印上了凡尔赛三字。

“他开始吃吃笑着……然后变成放声大笑……最后是声嘶力竭的尖叫；我终于接通伍兹先生，请他尽快过来一趟时，他仍然尖叫个不停……”

他走开了。虽然好像有点奇怪，人生地不熟的，他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自生自灭，但我的确好好享受了这一晚。一来我向来喜欢看书，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书可看；我沿着书架缓缓走着，在微弱的灯光下，费劲检视每一本书，时而抽出一两本来浏览，其间我还停了片刻，站在狭窄的窗前，望着第2大道的十字路口。我站在那儿，从结了霜的玻璃窗望出去，注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来回变换，先从红到绿转黄，然后又恢复红色，蓦地我有一种怪异至极——但却非常可喜——的祥和感，这种感觉并不是猝然涌到，而好像是偷偷袭上心头。喔，是的，我可以听见各位在说：你说得太美妙了，大家只消对红绿灯望上两眼，就会有一股祥和感了。

此刻大厅中只剩下我们两人，其他人都已离开，蓦地走廊好像阴暗了许多，斯蒂芬的一张长脸也更加苍白，嘴唇更红了。壁炉中的木柴爆出一阵火花，一时之间，光可鉴人的地板映着红光，我仿佛听见某个我还没去过的房间里传出东西滑动的碰撞声。我不喜欢这种声音，一点也不喜欢。

“艾德利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那年的十二月十日，我发现自己又套上了软呢上衣与深棕色西裤，找到了深赭色领带，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心跳好像比平常明显些。

她又发出一阵模糊的声音，这一次比较清楚：“怎么样？”

车子开到我住的大厦前面时，我又谢了他一次，这一回他比较有人情味。“谢谢你在这么仓促的邀请下还能如约赶来，”他说道，“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随时再来，不必等别人邀请，我们在249号B都不讲究客套。星期四可以听故事，不过俱乐部天天都开放。”

“那么，晚安。”斯蒂芬说道，我跨出门槛，听见身后的门沉重地阖上，紧跟着是上锁声，之后我朝着第3大道的灯光走去。我没有回头看，有点害怕回头看，好像惟恐这么做，就会看到什么怕人的魔鬼亦步亦趋地跟在我后面，或是目睹什么最好不要揭开的秘密。我走到转角，看见一辆出租车，便举起手来。

“‘我必须见乔瑟。’”他说道。各位知道乔瑟·伍兹就是我那个事务所的老板，他是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律师之一，也是这位参议员的密友。

“谢谢。”我说道；我觉得我的语调应该表达得很清楚，我不仅仅是单为他愿意跟我一块儿坐出租车而道谢，但他却点点头，好像我话里的涵义仅止于此。一辆闪着“空车”灯光的出租车缓缓开来——在这种刮风下雨的纽约夜里，一般人就是找遍了曼哈顿岛，大概也叫不到一辆出租车；而华特豪斯这家伙似乎就是有这种运气——他对车子招招手。

“谢谢你，先生，你也一样。”

华特豪斯偶尔会和我开开玩笑，每年十月，我们都会参加事务所主办的晚餐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交往了。一九六几年的秋季，十一月上旬有一天，他突然造访我的办公室。

第二年八月的九九藏书一天，我在阅览室工作时，接到华特豪斯的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到他办公室走一趟。我到那儿的时候，看见两位董事卡登与艾芬翰也在，我脑中迅速闪过不祥的念头，我一定做了什么蠢事了。

但我立刻低头瞪着咖啡杯，我想这一次爱伦知道我在扯谎了。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在249号B的楼上发现许多房间——一个写字间、一间卧室供宾客偶尔留宿之用（不过由于我听过的碰撞声——也许是想象的——我个人还是宁愿住好一点的旅馆）、一间设备完善的小健身房以及一个桑拿浴室，另外还有一个狭长的房间，和建筑物等长，里面有两个保龄球道。

巧的是，韩若翰太太正好是爱伦剧院会的会员；一段日子之后，爱伦告诉我韩若翰太太接到一张没有署名的一万零四百元支票，票根上只短短写着：令夫生前好友敬赠。

一整天，雪都时下时歇，此刻又开始下雪了；起初是一片片薄薄的雪花，不久即越下越剧烈，前面的街道皆笼罩于疾风劲雪之下。当天晚上回家后，想到混合了风雪、出租车的纽约夜晚，我的心情会更加不安……不过当时我当然无从得知。

“哦？你太客气了。”他的口气礼貌而冷淡，我的心凉了半截，觉得两颊一阵发热；有时候不一定非得听见“砰”的一声，才知道门已经关上了。

这时卡登走过来对我说：“大卫，乔治认为应该升你为初级合伙人，我们也都同意。”

我看见自己带着微醺回家，脚步还不算太踉跄；我看见自己呆坐在出租车里，而不是孩子似兴奋而满怀期待地望着街景；我还听见自己对爱伦说：越来越没意思了……华特豪斯还是讲同样的老故事……然后他们玩捡红点，一点一块钱，你相信吗？……再去？……也许吧，不过我很怀疑。于是一切到此为止，除了我觉得很丢脸以外。

好吧，就算我在胡说八道，我不介意你这么想，不过我还是照样有这种感觉；它使我多年来第一次回想起小时候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家度过的冬夜。冬天的晚上，我躺在二楼一个会漏风的房间里，屋外的寒风夹着干透沙子般的白雪呼啸不断，我紧紧裹着两层被子，身上暖呼呼的。

“当你没有在大发议论的时候，是不是？”

她朝我皱皱鼻子，学着猪叫。

那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的阶梯底下等我，斯蒂芬为我们开门。俱乐部的酒正如华特豪斯说的那么好；他一点都不打算介绍我给大家认识——我原以为是因为他很势利，后来才不作如是想——不过有两三个人主动向我自我介绍，其中之一即是麦卡朗，当时他也已经坐六望七了；他伸出手，我匆匆握了一下，他的皮肤又干又粗，几乎像龟皮一样。他问我会不会玩桥牌，我说不会。

他倒好酒，拿着谢礼走开了。安德鲁的故事正讲到一半，我四下瞧瞧，看到一个模糊僵直的男人身影，斯蒂芬安静地站在门边。

“好，乔治，”我说道，虽然我还是觉得直呼其名有点疯狂，“这些都——”

“坏天气，”司机说道，“明天一定又会出现二十几具无名尸等人认领，一个个冻成冰棒的酒鬼和街头流浪的女游民。”

“我大概知道，”他说，“如果你以后再来，可能就会明白；嗯，到时候你大概就明白了。好好享受一番吧，大卫。”

我走进去，斯蒂芬把门稳稳阖上，走进温暖的屋内，充分感到门里门外的差别是多么大啊！斯蒂芬接过我的大衣走开了，我在大厅中站了一会儿，对着玻璃角柱望着自己的身影——一个六十三岁的男人，瘦削的面容很快就不像中年人了；但我看了还挺满意的。

我还记得其他几个故事，不过都不是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重点，其实连杜杰曼的故事都不是重点……不过那是我在249号B所听到的第一个“圣诞故事”，我实在忍不住要说出来。今年感恩节过后的星期四，当斯蒂芬拍掌问谁要讲圣诞故事时，麦卡朗说道：“我想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讲，现在不说，以后就不能说了，因为过不了多久，上帝就会叫我永远开不了口。”

第二天，我在会计室与阅览室之间的走廊上碰到华特豪斯；碰到？擦身而过还比较正确！他向我点点头，一句话也没吭……就像他几年来的一贯作风一样。

随后由乔治讲故事；我就是做一千年的梦，也想不到他有这一面。他是堂堂耶鲁大学的高材生，满头银丝，穿着笔挺的三件头西装，是鼎鼎大名的法律事务所的头号人物；而“这位”乔治·华特豪斯竟讲了一个学校老师被困在厕所里的故事。这厕所位于学校的后面，那天她去上厕所的时候，正好他们要把厕所拖走，供波士顿保德信中心举行的新英格兰怀旧展览会使用。卡车把厕所吊上去的时候，女老师一声也不敢吭，华特豪斯说，因为她觉得实在是太可怕、太尴尬了。偏偏当卡车在交通高峰时刻开上128公路时，厕所门突然松开了——不过今晚我所要说的也不是这个故事。斯蒂芬不知何时又拿出一瓶白兰地，这酒不仅好，简直是绝妙佳酿，大家举酒干杯。

华特豪斯也在，对着当天的《纽约时报》大皱其眉；他抬头瞥了一眼，毫不诧异地对我点点头，又埋首报中。

“华特豪斯终于投降，又邀请你了？”爱伦问道，“再到那个猪窝，跟一群男性沙文主义的猪在一起？”

十年来，我不断来到位于东35街249号B的这幢黄褐色砂石建筑物报到——断断续续的，几乎可以称得上规律。我私下觉得这是一个“绅士俱乐部”，沿袭了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的传统。但即使是现在，我还不敢确定是否真是如此，以及当初俱乐部究竟是如何成立的。

出租车司机沉思道：“唉，这样解脱了也好，”他说，“可以为政府省下一点福利金，是不是？”

那天晚上，在出租车上仿佛坐了好久；天气严寒，没有风，满天星斗。我觉得自己坐在出租车中，似乎变得好小，好像第一次亲眼见到纽约市的孩子。车子停在黄褐色建筑物前，我怀着满心的兴奋，可是这种单纯的兴奋之情，好像是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的生命特质，等到我们年近古稀再重拾这种心情时，总会感到几分意外，就好像满头白发多年后，你在梳头时，竟然在梳子上发现一两根黑发一样惊喜。

圣诞节前的星期四终于来临了。那天晚上和其他晚上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件事明显不同。出席的人比较多，大概有十八位，而且有一股强烈而难以言喻的兴奋气氛；尤汉生只随便瞄了一眼报纸，就加入麦卡朗、毕格曼与我的谈话。我们坐在靠窗处，谈谈这，说说那，最后才热烈讨论一个话题：战前的汽车。

我拿了酒走到书架前，又看见那一套诱人又令人困惑的绿皮书，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读施维里的第一本作品《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此后我读了他的每一部作品，并且深信那十一部小说是本世纪的上乘佳作。

我坐在床上脱鞋的时候，爱伦已有六分睡意；她翻过身子，喉咙里发出询问的声音，我叫她继续睡觉。

“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好像最老的初级员工，”艾芬翰露齿笑道，“不过，这也是必经的过程，如果幸运的话，圣诞节以前，你就可以成为正式合伙人了。”

我想是因为轮到麦卡朗讲故事了。

“不是最奇怪的，”我说道，“不过也算前十名了；爱伦，还有没有草莓？”

“‘他好九-九-藏-书-网几个小时以前就下班了。’我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他的样子好像刚刚离开车祸现场似的，也可能是刚刚经过一场厮杀；不知怎么搞的，一看他的脸——我在报纸与电视上看过他的脸孔——看见他脸上一道道凝结的血块，半个脸颊断断续续抽着筋，狂乱的眼神……看到这些，使我更害怕。‘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我已经在摸索着话筒，只想尽快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别人，然后我朝他身后望去，可以看见他踩在地毯上的血脚印。”

“大概会……如果有人邀请的话。”我觉得不安，也许我又对她撒了谎，如果真有东35街249号B的会员资格这种东西的话，那么我已经是会员了。

“大概吧！”

我第一次去俱乐部（我只能这么称呼了），是乔治·华特豪斯先生请我去的。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我就在华特豪斯先生的法律事务所工作——这是纽约三大法律事务所之一；我在事务所中的发展虽然称得上稳定，却慢得不得了。我是个刻苦实干的人，工作相当卖力……但不具备足以傲视群伦的天分；我见过一些跟我同时起步的人平步青云，而我仍然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慢慢往上爬。但我对这一切，并不真的感到讶异。

我出门时，她笑着学了两声猪叫。

那些年里，我重新把施维里的小说读了一遍，还发现了一个才华横溢、足以媲美庞德和史蒂文斯的诗人，名叫罗森。照他三本诗集的封底介绍来看，他生于一九二四年，死于意大利西岸海港安其欧；三本诗集都是由斯德罕图书公司出版。

斯蒂芬也没问我，就为我端来一杯威士忌。

“《漫长的告别》，”我说着脱下鞋子，“每过三年，你都会念那一段给我听，这就是你的生活，周而复始，总是一再重复。”

我仍然一头雾水，然后他又回过头来顺口说道：“我差不多每星期四晚上都会去一个地方——俱乐部之类的地方，里面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不过有些人倒不失为谈天的好对象。如果你对品酒有兴趣的话，那里的酒窖很不错，而且偶尔还会有人说好听的故事；哪天晚上过去看看如何？算是我的客人。”

又老又干的麦卡朗坐在炉火旁的大椅子上，粗糙的手里握着一袋粉末。他把纸袋丢进去，我们注视火焰疯也似地变换着颜色，最后才恢复到原来的黄色火焰；斯蒂芬端白兰地酒给我们，我们给他酬谢金。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典中，有一回，我曾听见零角子铿锵有声地从施者手中移至受者手里，也有一回我目睹一张千元大钞塞进斯蒂芬手中，但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下，斯蒂芬悄然道谢的声音完全一样，毫无差别对待。我随华特豪斯到249号B已经十年了，尽管外面的世界变幻无常，这里却一成未变，斯蒂芬好像永远不会老，一天也不曾老去。

我去249号B这么多年，从没有听麦卡朗讲过故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早就叫好出租车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当斯蒂芬替我们六个冒着大风雪来听故事的人端蛋酒时，我会觉得那么激动又兴奋；有这种感觉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我看见其他人也面带兴奋。

我四下张望，想看看华特豪斯在哪儿，可是他却不见了。我有一点不安，觉得格格不入，于是就慢慢踱到火炉旁；相信我在前面提到过，这个火炉极其巨大，尤其在纽约似乎更显得是庞然大物，因为像我这种住在公寓里的纽约客，实在难以想象这么大的壁炉是打哪儿来的，一般人的壁炉可以爆米花与烤面包就很不错了，而东35街249号B的壁炉却足以烤一整只牛。这壁炉没有壁炉架，只有一块坚固的弧形石拱覆于其上；石拱的中间是一块微微凸出的拱心石，恰好与我的眼睛平行，尽管灯光昏暗，我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看见刻在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又听了几个战时故事？”那晚爱伦问我；她捧着一本菲利普·马洛的书躺在床上，那是她唯一心爱的作家。

我在纽约住了许久，深知圣诞节是一年一度的“小费大典”；一点小意思给肉商，一点给面包店和烛台店，至于门房、管理员、清洁女工等就更别提了，与我同阶层的人个个都觉得这是一种陋习。但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到任何人吝于付出，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甚至热心十足地掏出钱来。突然之间，我莫名其妙地想到（在249号B时似乎经常如此），在冷冽的伦敦圣诞节早晨，《小气财神》中的小男孩对着施顾己大喊：“什么？和我一样大的那只火鸡吗？”而乐翻天的施顾己咯咯笑着说：

笑容满面但不失严肃的斯蒂芬拍了两下手掌，好像小学老师在叫一班调皮捣蛋的学生安静下来。“快啊，各位——谁要讲故事？”

这时候，门突然开了，斯蒂芬站在门口。

下面还有一些类似的诗句；这首诗不算太差，不过当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之所以自觉有权这样批评，是因为多年来我读了不少威廉斯的作品，不过我不记得他写过这首关于玛丽莲·梦露的诗。此后我不断寻找这首诗的出处，但是一直没找到……不过这当然没什么重要。诗不像小说或法律论述，倒像被风吹走的树叶，如果有人出了一本《×××全集》，那一定是满纸谎言。诗就有办法不翼而飞——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也是诗能流传久远的原因之一，但是——

我走到床前在她身边坐下，拿起《漫长的告别》，那是一本重新出版的平装本，我还记得一九五三年爱伦生日时，我曾经送给她一本原版精装本。“我们老了吗？”我问她。

“‘我要跟乔瑟说话。’他又说道，仿佛根本没听见我刚才的话。‘我车里有个东西……我用枪射它，也用刀子刺它，可是还是杀不死它，它不是人类，我怎么杀，都杀不死它！’”

……炮击之时，卡鲁德指着的那张作战图……

“谢谢你，麦卡朗先生……尤汉生先生……毕格曼先生……”斯蒂芬有礼貌地悄声道谢。

“这是不是你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爱伦问我。

斯蒂芬退回阴影中，然后即是一阵阒然寂静，连壁炉里水分逸出木柴的飕飕声都清晰可闻。麦卡朗专心望着炉火，我们也都追随他的目光；那天晚上的火焰似乎分外猛烈，我觉得炉火的景象几乎让我目眩神迷——我猜想我们的老祖宗山顶洞人也曾在寒风呼啸的冬夜里，对着洞里的炉火心神恍惚。

“你的酒，大卫。”华特豪斯在我身边说道，我惊跳一下；他毕竟没有弃我而去，只是到什么地方拿酒去了。“你喝威士忌苏打，是吗？”

“‘事务所’，”她轻声讽刺道，“你真是个老没用的。”

斯蒂芬露出又惊愕、又好笑的神情。“当然不可能啦，”他说道，“每个人都应该跟家人一块度过圣诞夜，不管其他晚上怎么样，但那天晚上应该和家人一起度过，你说是不是？”

这是一九七几年的圣诞节说的故事。

斯蒂芬从我身边走过，问我要不要再喝一杯，我说不了，心中却懊悔不已。他点点头说道：“很好，先生。”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但我却隐约有一种感觉，觉得我好像让他很高兴。

“各位大概已经知道我是律师。”安德鲁啜了一口白兰地，清清喉咙，又喝了一口之九九藏书后才说，“这二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公园大道的法律事务所执业；可是在当律师以前，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法律助理，在华盛顿特区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七月的一个晚上，公司要求我留晚一点，把法律案件的传票索引编好再走，这部分跟故事无关；不过不久有个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是当时最著名的参议员，后来还几乎当上总统。他的衬衫上满是血迹，两只眼睛整个凸出来。”

于是我那可怕的第六感又发生作用了，我可以预卜这个晚上的每个细节：在安静的酒吧里待三个钟头，三四杯威士忌下肚，冲淡了我不请自来的尴尬感；谁叫我不听母亲的忠告，如今自取其辱，活该。

我缓缓踱向大门，走进屋里。

我很想问这个问题，问题几乎脱口而出，好像也有必要问个清楚；我左思右想，脑子里再三斟酌（这是律师的职业病），看看是否措词得当——或许我的问法太唐突了一点——这时华特豪斯吩咐司机开车，于是车子便朝公园急驶而去。我在路边站了片刻，外套的衣摆拍打着我的小腿，心想：他知道我要问那个问题——他知道，所以故意不等我开口，就叫司机把车开走。然后我又告诉自己，这么想实在太荒谬了——甚至有点偏执狂，但事实的确如此；我高兴怎么嘲笑自己，就怎么嘲笑好了，不过却改变不了基本的事实。

“彼此彼此。”我说道，但她已经又睡着了。我脱了衣服，淋浴，擦干身体，换上睡衣……然后我却不像往常那样上床睡觉（当时已经一点多了），反而穿上浴袍，又喝了一瓶啤酒；我坐在厨房慢慢喝着，眼睛望着窗外兀自冥想。晚上酒喝多了——对我而言算是过量——头有点嗡嗡作响，不过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不觉得有宿醉未醒的昏晕感。

斯蒂芬走过来给我第二杯威士忌（这时我已独自坐下来，埋首阅读庞德的作品），这杯威士忌跟第一杯一样可口；我慢慢喝着酒，看见两位在场的会员——葛里逊与史坦（麦卡朗讲“呼吸方法”的时候，史坦已过世六年）从一扇只有一公尺高的门走出去，颇像爱丽丝跳进兔子洞的那扇门。他们把门开着，没过多久，我就听见打撞球的撞击声。

“客厅里一直都有许多人讲故事，艾德利先生；各种故事都有，从好笑的到可悲的，从讽刺的到感伤的都有。不过在圣诞节之前那个星期四，说的都是神秘故事，一向都是如此，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总是这样。”

他前脚才刚跨出门，我后脚便跟了出去；华特豪斯四下张望，见到我，仿佛很意外我跟了出来——仿佛他原本在打盹，突然被吓醒似的。“一块儿坐出租车？”他问道，口气真好像我们只不过是在冷清的街道上不期而遇的样子。

不到一会儿，大家开始一一告辞；时间并不晚，还不到半夜，不过我注意到，对即将迈入六十大关的人而言，“晚”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早。我看见斯蒂芬帮着华特豪斯穿外套，认为这是他要告辞的信号，奇怪的是他竟然不告而别，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开溜了（他的样子看起来真像是开溜，要不是我及时从书里抬起头来，就见不到他的人影了），不过比起那天晚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倒也不算太奇怪。

那么我是正式会员了？

我不打算说完安德鲁的故事，老实说，我不确定自己敢不敢说这个故事，我只消告诉你，听完故事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不断做梦，你就知道故事有多恐怖了。有一次我和爱伦用早餐时，她问我为什么半夜突然喊叫：“他的头！他的头还在土里头说话！”

炮击停止之后，杜杰曼两眼昏花，耳朵也聋了，他的鼻子、耳朵与眼角都流着血，下体也因炮击的剧烈震荡而肿胀；随后当他正想找路走出几分钟前还是作战总部的屠场时，撞见卡鲁德的尸体。他望着将军的尸体，然后开始又叫又笑，他自己被炮弹震聋的耳朵什么也没听见，却让医务兵知道散落的瓦砾碎片中还有生还者。

“一群老人家说说战时的故事，玩玩扑克牌，”她说道，“过了这样一晚，他们就认为你应该安于在公司里坐冷板凳，查查资料，直到他们给你一份养老金，打发你走路，我猜……喔，我帮你冰了两瓶啤酒。”接着她亲吻着我，我想她在我脸上看出什么了——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她可以一眼看穿我的心事。

多年来也听了不少故事，滑稽的、爱情的、恐怖的故事，没错，还有一些战争故事，不过没有一个故事符合爱伦的想象。

“干杯。”他说道。

第2街与第40街的角落，一个金光闪烁的大圣诞铃像幽灵似的滚过交叉路口。

“还好，”我说，“一群老人家，讲讲战时轶事。”

“你听听这个：‘我第一眼看见泰瑞·蓝诺士的时候，他正醉倒在一辆劳斯莱斯里，’”爱伦读道，“‘他相貌年轻，不过头发却已花白；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醉得一塌糊涂，否则乍看之下，他和一般身穿晚礼服、流连赌窟、挥霍无度的年轻人没有两样。’真好，是不是？这是——”

杜杰曼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四个月，一个美军作战基地遭德军炮火直接命中，官兵全部阵亡的经过，只有杜杰曼一个人劫后余生。

可是连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时，我开始认真考虑管他有没有受邀都再去一次的可能性。毕竟有时候人们说“请随时来玩”这句话时，是很有诚意的，妈妈说的话也未必永远都是对的。

我记得我还挑了一个明媚的春天的下午，专程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查询过去二十年来的《出版家名册》，这种名册一年出版一本，跟大城市里的工商分类电话簿差不多大小。我猜我大概把图书管理员烦透了，不过我仍然锲而不舍，每一册都仔细查过，尽管名册中原本应该列出全美大大小小出版商的名字，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斯德罕图书公司的名字。一年以后——也许两年——我恰巧跟一位古书商谈起来，问他有没有听过这个出版商，他说从来没有。

“一两个，”我说着挂起外套，“多半时间里，我都在看书。”

这至少使我了解第一次来时听到的一些话，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司徒该把故事留到圣诞节再讲。还有许多疑问一直在我脑中盘旋不去，但我看出斯蒂芬审慎的眼神，倒不是警告我他不会回答问题，而是警告我最好连问都不要问。

“我想是。”她说着，对我粲然一笑。

“他妈的好东西，”他说道，“本世纪以来，这种他妈的游戏取代了不少卖弄知识的饭后闲聊。”说完他便走到阴暗的图书室，里面满是一列列高大的书架。

“不过还算不赖，我也许还会去，也许对我在事务所的工作有帮助。”

过了一会儿，笑声惊得我从书中抬起头来；不知什么人把一包化学粉末丢进火里，火焰一时之间色彩斑驳。我又想到小时候……但我的心情绝不是渴望或是感伤、怀旧，我觉得有必要强调这一点；我想到我小时候也常常做这种事，但我的回忆是鲜明而愉快的，毫无遗憾的成分。

“我……我……”

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时间越来越晚……到了平常大家纷纷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安德鲁手拿个纸袋坐在火前，随即把它丢进炉内，也没打开封口；不一会儿，七彩缤纷的火焰开始舞动，然后才恢复为原来的黄色，这时大家把椅子拉近，我可以看见安德鲁背后拱心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说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