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接着说：“就拿他与家父的关系来说吧！家父在直督任上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家父看重他的西学，想延揽他进直督幕府。他却说，袁某人算什么，他怎么配延请我！此话传进督署，大家都很气愤，倒是家父度量大，说自古来才子都有几分狂妄，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一年家父无故削职，举世都是攻击，他却盛赞家父是国家的栋梁一之才，清廷此举乃自毁长城。家父知道后说，又陵先生此时能说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待到一民国成立。革命党要推举家父做总统时，他又发怪论了。说家父练军纪律不严，没有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养出一批骄兵悍将，又说家父无科学头脑。民国二年宁赣作乱，黄兴、李烈钧对家父发难时，他又说话了，说当今之世，平情而论，只有袁某人能当元首，别人还坐不稳哩！你说这老头子怪不怪？”

孙毓筠说：“应该，应该。”

“行，这个名字好！”杨度立即赞同。

前天，他们都得到了一本印装考究的小册子，这就是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他们认真地读完之后，都觉得杨度此时重提君宪救国旧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他正在北京赋闲。”胡瑛说，“前几天我们还见过面，他对我发牢骚，说现在是谁也不服谁，还不如再捧出一个皇帝来，反而服帖了。”

“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杨度说，“这样说来，李柱中那里，就归经武去联系了。”

杨度笑了起来。

袁克定说：“此老脾气也怪得很，最喜欢与人抬杠。大家都说东，他就偏说西；待到大家都说西了，他又偏要说东。”

“严先生如能参加，自然会给筹安会大为增色。”孙毓筠说，“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刘师培。如果他也能参加，那筹安会的学术味会更浓。”

刘师培虽只有三十一二岁，却是一个声名久播的人物。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从他曾祖父那代开始藏书网世代治《春秋》《左传》，又研究训话音韵。到了刘师培的手里，这两门学问的研究达到了集刘氏家族大成的地步。他十九岁中举，曾充任学部溶议官。刘师培醉心种族革命，曾改名光汉，在报刊上发　表过许多排满的文章，影响很大。他参加过光复会，与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的私交都很好。一九○七年，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转而信仰无政府主义，再后又与两江总督端方搭上了关系。第二年，刘师培夫妇回国，端方聘请他为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端方奉命赴四川镇压川民的保路风潮时被所统士兵枪杀，刘师培则为资州军政分府拘留。

为了投合严复的脾性，也为了不在他的面前说外行话，杨度把过去读过的严译名著《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又重新翻阅了一下。又找出一些十多二十年前的旧报纸，如《直报》、《国闻周报》、《新民丛报》等，将严复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泛览了一遍。准备充分后，杨度穿戴整齐，去国子监周学胡同严宅游说这位又陵老先生。

袁克定素来讨厌冯、段，他对这话没意见，便说：“所以总的来说，家父还是很看得起他的，你一定要把他延揽进来。”

胡瑛说：“我也有一个朋友，湖南安化人。上海光复时做过淞沪总司令，民国成立后，孙先生又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杨度思考片刻后又说：“这个会仍按我过去倡办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的形式来办，即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号召全国关心国事的人来探讨究竟是民宪好还是君宪好。我们当然是主张君宪的，但也要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胡瑛也表示同意。

袁克定说：“这三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严复，若能把他请来，你们这个筹安会的名望就会大为提高。不过，这老头子性情既高傲，脾气又九*九*藏*书*网古怪，只怕是不大好讲话。皙子，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杨度笑着说：“是个大怪人，不过也是一个大直人。他说大总统培养了一批骄兵悍将，这话也不错，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也的确是悍将。”

近年来已成为宪政专家的孙毓筠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并且切实地遵循宪政制度办事。至于这个国家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并不是关键。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

胡瑛在辛亥革命后自封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他为革命立过功，坐过牢，又口才极好，军政府对他的自封予以承认。于是二十三岁的胡瑛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胡瑛做了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后却并不剪辫子，大家很觉奇怪，问他。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留下这条辫子大有用处，说不定我哪天去北京充当刺客还少不了它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山东巡抚。胡瑛乃一介书生，没有自己的军队，在山东呆不下去，无奈只得交出鲁督一职。袁世凯把他召进北京，先任命他为陕甘经略使，后又任命他为新疆青海屯垦使，都是些徒有虚职而无实权的名目。胡瑛借考察日本垦政之名再次去东瀛。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因在日本没有参与，袁世凯打发一个亲信到东京请胡瑛回国。胡瑛在日本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便回到北京再领新疆青海屯垦使虚衔。胡瑛回京时，杨度专门派人去迎接他。他们之间断了多年的友谊又续上了。

还没等余三来得及回答九九藏书网，两位客人便高声说着话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这两人，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胡瑛。

杨度说：“我从未与这个老头子打过交道。我也听人说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第一号西学人才，包括张香涛、郭筠仙、王紫诠、郑陶斋等人都不能与他相比。”

既然中国宜实行君宪制，既然这个君王只能由汉人来做，那么环顾当今天下，除开袁世凯，还有谁够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呢？他们决定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便去表示自己的支持态度。他们相信，凭着自己革命元戎的身份，既可以使恢复君宪这个设想得到大多数曾拥护革命的人的理解，又可以在君宪制建立后取得新朝的重要位置，改变眼前冷落的政治处境，而在自己取得高位实权后，又势必能为宪政的建立做出重大的贡献。于国于民子己都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干？

“皙子，老朋友来了都没有空见面了吗？”

杨度对孙毓筠说：“那好，你既是申叔的老朋友。他那里，就由你去说。严幾道先生那里，我去征询意见。”

“经武说的有道理。”杨度点头，又问孙毓筠，“少侯，你说呢？”

“就叫做筹安会吧，取为国家的安定筹谋画策之义。”孙毓筠兴奋地说。

胡瑛说：“既然是学术讨论会，那还得请一两个有名望的学者来参加。”

杨度正思量着如何报答袁大总统的破格褒奖，并尽快地把袁氏王朝筹建起来的时候，得到这两位资格又老功勋又大的革命家的支持，他心里该有多么的高兴。他突然想到，应该赶快建起一个机构！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李燮和。”孙毓筠插话，又问胡瑛，“他现在也在北京吗？”

胡瑛尚不到三十岁，对这种身居高位而无实权的处境颇不满意，仍然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孙毓筠虽年过四十，但他平生抱负极大，也不甘于此时名曰风光而实为寂寞的高级幕僚生涯。胡瑛和孙毓筠两人相同ｈttｐ://wｗw•９９ｌib•nｅt之处很多。除同为不满现状极思作为这点外，他们都是革命党元老，都为革命吃过苦，坐过牢，辛亥革命后都做过一省都督，又都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这些共同点使得孙胡二人成为新时期的知交。

冷寂的政治处境，再加上对国家的担忧，使这两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心境颇为苍凉。他们都看出了眼下这个大一统局面的维持，全靠的是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他的铁腕，倘若袁世凯一旦死去，国家便会立刻陷于群龙无首互不买账的分裂之中。热心国事，喜当天下大任的禀赋促使他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防患于未然，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

胡瑛说：“当今最有名望的学者，首推严幾道先生，而且他多次说过中国不宜共和的话。”

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胡瑛的赞同。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要实行君宪制，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

昨天，由袁世凯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颁赐到杨府的消息传开后，长期活跃在政坛的两个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杨度的这篇大作是奉袁世凯之命而写的，所谓的君宪救国，其实就是由袁世凯做皇帝来救国。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今知古。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叫他们释放刘师培。刘师培被释放后，立即受山西都督阎锡山的聘请充当晋署顾问。阎锡山又向袁世凯保举，袁世凯便邀刘师培进京，任命他为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授为上大夫。刘师培从资州被释后便倾大力于学问，著作一本一本地出版，成为京师著名学者。藏书网

第二天，杨度将与孙毓筠、胡瑛发起建立筹安会讨论国体的想法告诉了袁克定。袁克定很支持，并表示立即上报总统，又说三个人少了，还要多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杨度又提出了严复、刘师培、李燮和。

孙毓筠补充：“我在端午桥督署里多次与刘申叔谈过话。此人虽不修边幅，又性情偏激，但学问真的做得好，我很佩服。”

大家都笑起来了。

九年前，孙毓筠因人告密，被两江总督端方逮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而感激杨度。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京光复，孙毓筠被释放，立即被安徽革命党人迎回皖省任都督。孙毓筠的皖督没有做多久便被免职。免职后孙毓筠来到北京，又在杨度的安排下和袁世凯见了面。袁世凯与孙家鼐很熟悉，一向对这位状元宰相表示钦佩。孙毓筠既然是孙家鼐的族孙，在袁世凯的心目中，他便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又加之杨度从中关说，见面交谈之后，孙毓筠便取得了袁世凯的信任。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任命孙毓筠为议长，后又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去年，孙毓筠组织宪政研究会，致力于宪政研究，与杨度往来更为密切。

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有许多共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把满人推翻了，但没有满人皇帝的这几年，中国并没有进步。革命党不能控制全国局面，被视为最有力量的袁世凯也不能控制全国局面。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党人争权夺利，曾使他们十分失望。而袁世凯当大总统的这几年，政治上的混乱，各省将军、巡按使的跋扈坐大，一点也不亚于满人当权的年代。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安定富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