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之际的杨度，对张勋此举真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回信给张，说接受好意，将家小迁到天津，但心绪不佳身体不好，暂不能赴徐州就任。张勋很大方，立即派人进京，将杨度一家接到天津海河边一座很有气派的洋楼居住，每月送三百元薪金，并不要求他去徐州。杨度一家连同夏寿田便在天津住了下来。

重子所传达的恩师临终前的这番话太有启发了。人生的真趣是多方面的，获得这种真趣，关键在于胸襟。这的确是仁者之言，智者之言。但杨度摆脱不了事业对他的困扰。护国战争期间，袁世凯去世之时，他仍然坚持君宪可以救中国的政治信仰，不是君宪负袁氏，而是袁氏负君宪。现在，当他将追随先生二十余年历程的起点和终点对照着思考时，不禁又有点茫然了。二十多年前，先生满怀期望把自己引入帝王之学中，又为自己跻身政坛最高层创造条件。二十多年后，先生戏弄当今的帝王，轻轻地抛弃了毕生探求的绝学，又叮嘱传人远离京师，回归江湖。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是帝王之学未遇必备的天时人和，还是帝王之学本身已不合时宜，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先生心里早已明白，只是不愿自我否定罢了？

看到民国建立后这几年政局混乱人心不稳，张勋一直存着复辟清王朝的梦想。他设想着，若由他之手将被推翻的清王朝再扶起来，既报答了慈禧太后的恩德，又能操纵朝廷。作为一个功臣，将流芳百世；作为一个权臣，可以与伊尹周公媲美。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必将超过孙中山、袁世凯。

蔡锷眼下是四万万中国人民心目中最为伟大的英雄。正是凭借他的弥天大勇，西南边隅首举义旗，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梦，捍卫了神圣的民主共和国体，也捍卫了四万万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人们敬慕他，爱戴他。他才只有三十四岁，英姿飒爽，风华正茂，中国的前途将要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不应该离去呀！一时间，从京城到边徼，从都市到乡村，从立朝的政九九藏书网府高官到在野的革命党人，从士绅商贾到愚氓野民，举国为蔡锷英年早逝而悲怮，为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优秀儿子而洒泪。

小凤仙特殊的身份，以及她与蔡锷配合默契，共同设下的那一环扣一环的迷袁圈套，给戎马英雄增添了许多艳丽的传奇色彩。这副挽联被广为传诵，在悼念蔡将军的成千上万副挽联中独领风骚，甚至连孙中山、梁启超的挽联都不能盖过它。杨度自知作为与蔡锷对立的帝制祸首，他的挽联是决不能公之于世的。他吟罢叹息无写处，只能记在自己的心里。

杨度的心情极为复杂。蔡锷是他最为赏识的有为青年，他一心希望这位同乡做君宪制的护甲天神，却不料正是此人坏了君宪大事，起兵造反之时，还要把老友列为十三太保之首。这些，杨度都可以谅解：政见不同嘛！令他不能宽容的是，蔡锷反对帝制，可以公开表示，为什么要用一连串的假象来欺蒙耍弄一个多年好友、一个满腔诚意的荐举者呢？现在，固然共和是保住了，而国家并未走上坦途，人民并未得沾实惠。松坡呀松坡，百年之后我还会与你在九泉下做一番推心置腹的论辩。他也为蔡锷写了一副挽联：

张勋把这个复辟大业构想得十分美妙，因此他对主张君宪者素有好感。在全国都申讨帝制余孽的时候，他以前清大臣、洪宪一等公爵、安徽将军的贵重身份公开发表谈话。说无论主君宪还是主民宪，无非是一种政治主张罢了，既然是民主共和国，公民都有发表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故筹安会等人无罪，不应该在帝制失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他呼吁政府取消对杨度等人的通缉。

杨度悲伤地望着尺余高的暗红灵牌，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一幕一幕梦幻似的展现在他的眼前：

百无一策之时，他想起了千惠子临别时赠送的腰刀来。当时千惠子说过，滕原家族的这把特制腰刀，刀柄上的北斗七星是用七颗名贵的宝石镶嵌的，缓急之间可以变卖做个用途。

杨度真正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一切经济来源被断绝了。成了政府的通缉犯，自然也就没有俸银了。先前，供应他庞大开支的主要还不是俸银，而是湖南华昌炼锑公司汇来的红利。这99lib•net一年来公司不景气，赢利极微，每次汇来的红利都是勉强凑起的。自从蔡锷在通电中宣布杨度为帝制祸首后，公司的股东们就趁这个机会不给他寄钱了。杨度对此亦毫无办法。一家老老少少十来个人，每天的开支不少，东拼西凑到了眼下，已经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有小报登载，在北京的公祭大会上，小凤仙素衣白花，哭倒在蔡锷的遗像前，给她心上的蔡将军送了一副挽联：

天无绝人之路。杨度在落难之时遇到了救星。这救星是个与他素一无往来的人物——安徽将军张勋。

由传授帝王之学到补上老庄之学，由力荐进京做官到敦促奉母南归，杨度就这样跟随着恩师走过了二十多年。今夜海河畔洋楼灵堂里，他对这二十多年来的历程深沉地反思着。

杨度如处荆天棘地之间。他想离开北京。青岛原有一套房子，袁世凯一死，房子便被当地政府没收了。此外他再无其他房产。当然可以去买房，但现在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哪有大宗的款项去买房子！这个时候，杨度不由得佩服起袁世凯来。袁当年罢职回籍，一大家子百余口人生活得优游自在，靠的就是他平日积累的庞大的银子在起作用。倘若当初那二十万银元不去赎富金，而是以杨钧的名义存入湖南的银行里，此时就派上大用场了，现在则是人财两空。荒唐，真是荒唐！

读完这封长信后，悲痛弥漫了整个杨宅。当天下午，杨家正厅为他们的姻丈恩师搭起了灵堂。李氏老太太、黄氏夫人、亦竹、静竹都在灵堂里向老人鞠躬默哀。叔姬换上重孝，为公公的突然去世哭泣不止。杨度、夏寿田穿上素服，在灯烛香烟之中对着灵牌跪拜叩首，祈祷老人在天之灵平静安妥。然后通宵坐在草垫上，为恩师守灵。

他决定从明天起，遵师嘱，与午贻、叔姬一起就在灵堂里开始对老庄之学的研习。

唁电刚拍出，却忽然又响晴天霹雳：蔡锷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因喉病不治身殒。消息从东洋传来，震动了神州大地。

几天后，从上海传来噩耗：中华民国的缔造者百战功高的黄兴，突然间胃大出血，溘然病逝沪上。杨度大为惊骇。黄兴才四十二岁，素日强壮，怎么会在这时离开他患难中的战友和真诚热爱的祖国？尽管宁赣之役后，黄兴与杨度彻底分道扬镶，但杨度对这位多年好友的品格和才干始终是尊崇景仰的。他并不以自己待罪之身和为革命党人所恨为嫌，向上海黄克强丧事筹办处拍去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惋惜：

自从离开日本后，转眼间将近十年过去了，除开收到美津子的那封信外，杨度再也没有得到千惠子的一点消息。他猜想，千惠子一定是嫁给陪她出国读书的那个表哥了，那表哥大概也不错。既然已成家，出于对丈夫和小家庭的忠诚，千惠子也不想旧事再提、旧情重萌。杨度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无论是对千惠子本人，还是对滕原家族，对田中龟太郎老夫妇，以及对千惠子的小家，这种举措都是明智的，得宜的。杨度在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千惠子。爱她，就要为她着想，希望她一生幸福。正是因为这，杨度也不再托人到东京和横滨去打听千惠子的近况；也因为这，杨度一直珍藏着这把腰刀，就是到了今天这般田地，他仍不愿意把这把腰刀拿出去变卖。

张勋的谈话在报上公布后，给杨宅老小及寄居在此的夏寿田带来很大的安慰。就在这时，张勋又以个人名义给杨度寄来一信，盛赞他是宪政人才，只是时运不济，无法施展。又请他入幕赞襄军务，还说天津有一座空宅，可以搬到那里去住。

杨度在迷惘困惑中提起笔来，为恩师撰写了一副挽联：

再就是报上天天登谴责他的文章，敦促政府迅速逮捕帝制余孽，切不可心慈手软。还有一些小报的记者、茶楼酒肆里的藏书网有闲好事之徒，常常登门来问这问那，弄得杨度天天烦躁不安。更有一些不懂事的邻里小孩子，在仇人的教唆下，对着杨宅整日里大喊大叫，什么帝制祸首啦，袁氏走狗啦，真是不堪入耳。

张勋是江西人，出身贫贱，小时做过曾国藩的朋友翰林学士许振伟家的书童。因为犯事，被许家赶了出来，无奈何在长沙投军吃粮，隶属于湘军宿将苏元春部下。打了几年仗，升了参将，后又被袁世凯看中，调到小站，充工兵营管带。再后随袁到山东，因镇压义和团卖力而升至总兵。又调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张勋虽不通翰墨，却长得一表堂堂，很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临死之前升他为云南提督。辛亥革命前夕，他任江南提督，驻浦口。革命党进攻南京，他死守雨花台不放，战败后逃到徐州。朝廷不但没有撤他的职，反而升他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以一书童出身的武夫而做到封疆大吏，张勋对朝廷感恩戴德。尽管民国建立了，大总统袁世凯对他信任有加，但他和他的武卫前军的大小官兵们一律不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于是，他的武卫前军被人们称之为辫子军，他本人则被称为辫帅。他对这种称呼欣然受之。

深秋的一天上午，杨宅收到一封来自湘潭老家的信。信是杨钧写的，向大家报告一个沉痛的消息：湘绮老人以八十四岁高龄，在云湖桥无疾而终。易箦前夕，老人依然深情地惦念远在北国的学生和媳妇，希望皙子和午贻切不可因政治失意而消沉，人生的真趣是多方面的：适逢其时，得遇其主，风云际会，轰轰烈烈地做一番经天纬地安邦济世的事业，固然是人生的幸运；若时运不济，未遇明主，平生抱负不得施展，或设帐授徒，或著书立说，或躬耕田亩，或优游林泉，尽皆人生的好选择；天伦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友朋之间，自有生命的真性情之所在；朝看旭日东升，夜观满天星斗，夏日泛舟荷莲，冬月踏雪寻梅，都可悟造化之精神，沐宇宙之惠泽。天地人群之间，处处都饱含着人生的极大乐趣，愿皙子、午贻好好体味。曾文正说得好，处世办事，全仗胸襟。有一个阔大的胸襟，则无论是处顺境还是处逆境，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无论为将相公卿，还是做樵夫钓徒，都能享受到人生之乐；反之，尽管荣华富贵，也必有许多解不开的结，摆不脱的愁，郁郁闷闷地过了此生。老人十分遗憾不能为学生补上老庄之学了，期望他们自己研读《道德经》和《南华经》。又特为要杨钧转告叔姬，希望她也和哥哥、夏大一起读读老庄，扩大胸襟，夫妻能和好如初。99lib.net

东洲书院明杏斋，湘绮师对初来投奔的学生讲叙王门的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衡州城里马王庙，湘绮师带着弟子接过胡三爹托付的《大周秘史》；又是明杏斋书房里，一个蚊香薰得呛人的夏夜，湘绮师回忆了祺祥政变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还是明杏斋，那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通宵，湘绮师演说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衰史；进京前夕，湘绮楼上，先生为荣任四品京堂的学生书写给袁、张的昔日诗篇；中南海里，湘绮师梦见宋襄公的调侃；离京那天在四如春餐馆里，湘绮师有意将新华门念成新莽门；前门车站，列车启动，先生在声声叮嘱：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那时的北京政府，正是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对外面临着与德国绝交的大问题，对内则既忙于与南方的军务院谈判，又忙于应付国会内部的派系纠纷。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也因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政局中，谁还会认真对待那几个早已无权无势又声名狼藉的帝制余孽？抓起他们坐班房与让他们住在家里，于国家有什么不同？还有不少人心里嘀咕：这几个人拥戴袁世凯做皇帝固然不好，但现在这些共和制的执政者们又好在哪里呢？这样一来，人们对帝制祸首、帝制余孽的厌恨之情便大大减杀了。于是，有钱的梁士诒回到他广东三水老家，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发了大财的朱启钤在青岛别墅里逍遥自在，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周自齐出洋周游列国，大家公子孙毓筠在寿州依然阔绰风光，好读书的顾鳌、薛大可在北京四合院里把卷吟诵，而杨度、夏寿田则在天津洋楼里平安无事地闲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