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他都一贯仗义，率直，公道，既精明又谦和，总不失身份；他乐善好施，又善气迎人，而善气迎人也是一种行善。他是一名教士，一位智者，也是一个人。我们刚刚责备了他的政治见解，还准备相当严厉地评论这一点，不过我们也应当指出，他还是很宽容和平易近人的，而且比起我们这些在此议论的人来，也许更为宽容和平易近人。——且说市政厅有个门房，当初还是皇帝安置在那里的，他原是旧朝羽林军的下级军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荣获勋章，他像鹰那样是个坚定的波拿巴分子。这个可怜的家伙常常信口胡言乱语，而根据当时的法律，那便是“叛逆言论”。自从皇帝的侧面像在荣誉团勋章上消失之后，他就不再穿“制服”了，如他所说，免得佩戴他的军功章。他虔诚地亲手将皇帝侧影像，从拿破仑授予他的十字章上取下来，这样就留下一个洞，而他不愿意用别的饰物代替。他常说：“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也不在我胸前挂上那三只癞蛤蟆！”他也明目张胆地嘲笑路易十八，说他是：“扎着英国绑腿的老风湿！快拖着他的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他十分得意，能把他最恨的两样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在一句话里就骂出来。骂得痛快是痛快，可也丢了差使。他和妻子儿女流落街头，衣食无着。主教让人把他找来，口气温九-九-藏-书-网和地责备他几句，就任命他为教堂侍卫。
可见，卞福汝主教也有表示政见的时候，也有心酸的时候，也有阴云。一时情绪的阴影，还会掠过他这片只容永恒事物的温和而伟大的脑海。当然，这样一个人还是没有政治见解为好。请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我们绝不想把所谓的“政治见解”，混同于对进步的强烈渴望，混同于爱国的、民主的和人道的信念，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信念应该是任何慷慨心灵的底蕴。仅仅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在此就不深入讨论了；一言以蔽之，卞福汝主教如果不是保王派，在静穆的瞻仰中，他的目光如果一刻也没有走神儿，那就更加出色了。须知这种静穆的瞻仰能超越人间的风云变幻，清晰地望见真理、正义和慈善这三道纯洁之光闪耀。
“有什么办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贵戚，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村主教。”
这九年中，卞福汝主教一贯行为圣洁，态度和蔼，结果使迪涅全城都洋溢着互敬互让的家庭式温和气氛。就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为老百姓所接受，仿佛默宥了。老百姓真是又善良又软弱的羊群，他们崇拜他们的皇帝，也热爱他们的主教。
自不待言，迪涅主教先生就是这样考虑的。
米里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几个主教同时被皇帝封为男爵。众所周知，教皇是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被拘捕的；为此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让米里哀先生参加了。联席会议于1811年6月15日在巴黎圣母院召开，首次会议由斐许红衣主教主持；包括米里哀先生在内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过，他只参加一次大会和三四次专题讨论会。他是山区的一位主教，过惯了简陋贫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达官贵人中间，似乎带去了改变会议气氛的见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问他为何来去匆匆，他回答说：“我妨碍他们。外面的空气是我带给他们的。我对他们就像一扇敞开的
门。”
ｗwｗ•9９lib•nｅt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许应当简短地指出，在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过采取一种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态度。
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
同样，我们也应当相信，在某些敏感点上，他不会附和那种所谓的“时代思潮”。他不大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在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他也讳莫如深；不过，有人若是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会看得出他倾向于罗马教派，而不大推崇法国教派。我们描写一个人而又不想隐讳，就不能不补充一句，他对逐渐失势的拿破仑的态度极为冷淡。从1813年开始，凡有抗议政府的行动，他不是参加就是赞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经过本地区时，他也拒不迎驾；在“百日政变”期间，他还拒不指示本教区为皇帝做弥撒。九九藏书网
“如此漂亮的座钟！如此华丽的地毯！如此漂亮的号服！这些东西一定烦人。我可不愿意让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日冲我耳边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顺便说一句，仇视豪华的物品并不见得明智。这种仇视隐含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神职人员而言，除了显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就不应该讲排场，那种习惯会暴露行善济贫未免徒有虚名。身为教士而养尊处优，就是倒行逆施。教士应当靠近穷人。要劳作就必然沾些尘土，而一个人日夜接触种种苦难、种种不幸、种种贫困，自身九九藏书怎么可能毫无圣洁的清寒之色呢？能够想象一个人站在火堆旁边而不感到热吗？能够想象一个工人终日在冶炉旁干活，连一根头发也没有烧焦，连一个指甲也没有熏黑，脸上没有流下一滴汗，没有沾上一点炉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慈悲心怀的首要证据，就是清苦的生活。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个名副其实的牧师，是大家的朋友。
上帝创造出卞福汝主教来，绝不是为了什么政治作用，尽管如此，卞福汝主教以人权和自由的名义所提出的抗议，他面对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采取的高傲的反对态度、甘冒风险而大义凛然的抵抗，这些我们既理解又赞赏。不过，抗拒一个逐渐失势的人，毕竟不如抗拒一个扶摇直上的人那么大快人心。我们只喜欢有危险的斗争；不管怎么说，只有最初投入战斗的人，才有权清理最后的战场。在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谁没有百折不挠地控告，那么当政权日暮途穷的时候，他就应当缄口。只有揭发称王的胜者，才有权审判为囚的败者。至于我们，只能看着老天睁眼，降祸惩罚了。1812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到了1813年，一向噤若寒蝉的立法院，在国难当头之际，胆量陡增，居然大放厥词，那种行径只能令人气愤，而为之鼓掌就大错特错了。在1814年，那些元帅纷纷卖主求荣；参议院从一个泥塘跨进另一个泥塘，起初奉王子为99lｉb.net神明，这时又大肆侮辱；还有那种狂热崇拜，随后又改弦更张，唾弃自己的偶像，凡此种种不堪入目，我们理应扭过头去。及至1815年，已有大灾大难降临的征兆，法兰西因感到祸患逼近而不寒而栗，张开臂膀等待拿破仑的滑铁卢也隐约可见了，当此之际，军队和人民痛苦地欢呼气数已尽的独裁者，就丝毫也不可笑了。姑且不论这个独裁者如何，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在深渊的边缘紧紧搂在一起，这其中的悲壮意味，像迪涅主教那样的心灵，也许不应当视而不见。
另外一次，他说道：
他的确讨人嫌，说话做事都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脱口讲出这样的话：
从上文若是得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个“爱国的神甫”，那就很可能错了。他同那个国民公会代表的会面，甚至可以说是结合，给他留下一种诧异，使他变得更加和善。仅此而已。
除了妹妹巴蒂丝汀小姐之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任过省督。他时常给他们写信。有一段时间，他对头一个兄弟口气严厉，因为在戛纳登陆那时候，那个当将军的兄弟在普罗旺斯地区任一方指挥官，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卒追击皇帝，就好像有意放行。而当过省督的兄弟为人忠厚本分，回到巴黎在珠宝匣街隐居，他给这个兄弟写信的语气就亲热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