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这场运动爆发得迅疾，止熄得凄惨，显得极其伟大，就连认为这无非是一场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从尊敬的口气谈论。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1830年的余波，说什么激发起来的想象力，一日工夫不可能平静下来。一场革命不可能陡直切断，总要拖一段波动，直至平复状态，譬如，高山逐渐趋缓而接平原。有阿尔卑斯山脉，则必有汝拉山脉；有比利牛斯山脉，则必有阿斯图里亚斯山。

人权行动的声响可以辨识，并不一定总是发自骚乱群众的颤抖；有疯狂的愤怒，有破裂的铜钟；不见得警钟都能发出青铜之音。狂热和无知的骚动，绝非进步的震荡。“起来，”这没错儿，但是要为了成长壮大。指给我看看你要走的方向。只有向前才算起义。任何别种“起来”都不好。凡是猛然倒退就是暴乱；倒退，就是反对人类的一种暴行。起义就是真理的震怒。起义掀起的马路石块，迸发出人权的火花。这些路石只给暴乱留下烂泥。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埃贝尔反对丹东则是暴乱。

一切问题由全民公决，这完全是现代方式；在此之前四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人权遭践踏、人民受苦难的事实，每个时期都附有可行的抗议。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没有起义，却有尤维纳利斯“愤怒”接替了格拉库斯兄弟。

有时，起义即起死回生。

于是，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人出世了，尽管表面看来迟了些；到了昭然若揭的时刻，宣教者才出现。

明确了这一点，那么，对历史而言，1832年6月运动，究竟是一场暴动呢？还是一场起义呢？

且不说帕特莫斯的那个巨大的流放者，他也同样，以理想世界的名义，强烈抗议现实世界，将幻觉化为一种惊天动地的讽刺，将世界末日的烈焰反光投向罗马—尼尼微、罗马—巴比伦、罗马—塞多姆。99lib•net

而且，起义在什么方面与暴动不同，地道的资产者不大了解这种细微差异。在他们看来，全是叛乱，不折不扣地犯上作乱，是豢养的狗起而反抗，要咬主人，因此必须惩罚，锁起来关进窝里，任其狂吠和嚎叫，直到有一天，狗的脑袋突然大起来，在昏暗中隐约变成了狮子头。

约翰站在岩石上，犹如斯芬克司蹲在基座上；世人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用的是希伯来文；然而，撰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准确些，他是罗马人。

我们要讲述的事情，属于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现实，但因时间和空间有限，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我们却要着重介绍，这恰恰是生活，是人的悸动和震颤。我们似乎讲过，小事情，可以说是大事件的枝叶，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这类小事，在所谓暴动时期数不胜数。司法进行了调查，但是出于另种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全部披露，也许没有查到底。有些特殊情况公布了，已为人所知，但是还有些事情根本无人知晓，还有些事实，经历者不是遗忘，就是故去了，我们要揭示出来。这些壮丽场面的角色，大多数已经下世了；而且事后第二天，他们就沉默了；不过，我们要讲述的情况，可以说都是我们亲眼所见。有些名字变了变，因为历史旨在讲述，而非告发，但我们描绘的是真事。囿于本书的条件，我们只能指明1832年6月5日和6日的一个侧面、一段插曲，当然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掀起黝黯的幕布，力图让读者瞥见这场可怕的社会风波的真相。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出现在政权内部。波利尼亚克是暴乱者；卡米尔·德穆兰是治理者。

当然，即使由天才的独裁者统治，专制主义依然是专制主义。在杰出的专制者统治下，也有腐化问题；不过，在寡廉鲜耻的专制者统治下，这种精神瘟疫就更加丑恶了。在这些朝代，毫不掩饰无耻的行径；而由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创制典型事例的人，鞭挞这种无可辩驳的卑鄙无耻，对人类则更有裨益。

最后再讲几句，就进入情节了。

于是，资产者高呼：人民万岁！

不过，尤维纳利斯和塔西陀，跟圣经时代的以赛亚和中世纪的但丁一样，都还是个人行为；而暴动和起义，则是群体行为，有时错误，有时正确。

近代史上这场激动人心的危机，巴黎人称为“暴动时期”留在记忆里，在本世纪历次暴风雨的时日中，这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一段。

热量的程度也有差异：起义往往是火山，暴动往往是草火。

顺便说一句，要知道在历史上，塔西陀和恺撒并没有同世遇合。天意给塔西陀保留了提比略之类的皇帝。恺撒和塔西陀是相继出世的两位人杰，仿佛避免相遇，这是掌握岁月舞台上下场的主宰的神秘安排。恺撒是伟人，塔西陀也是伟人；上帝不让这两个伟人相互撞击。伸张正义的审判官若是抨击恺撒，就可能做得过火，有失公正。上帝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战争，消灭奇里乞亚海盗的行动，将文明带给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功绩，这一系列的光荣遮蔽了鲁比科内河事件。这其中显示一种微妙的天公地道，不忍放手让铁面无私的历史学家去评说杰出的侵略者，让塔西陀饶过恺撒，向这位天才提供减轻罪过的情节。

从这可怕事件的场面来看，我们很可能说这是暴动，但仅仅为了指明表面现象，而我们始终区分暴动形式和起义实质。

在专制君主统治下，有发往赛伊尼的流放者，也有写《编年史》的人物。

凡是拿起武器的抗议行动，即使完全正当，即使像8月10日那样，像7月14日那样，起初都难免有些混乱。在正当权利显示出来之前，总是波涛汹涌，泥沙泛起。起义的初期是暴动，正如江河的源头是激流。暴动通常要流入革命这片海洋。然而有时，起义由绝对纯洁的理想白雪构成，俯临精神天际、正义、明智、理性和人权，从高山出发，水如明镜映现蓝天，从岩石倾泻到岩石，流经越远越壮阔，汇集百川，形成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不料忽又注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如同莱茵河流入沼泽。

这是一场起义。

独裁者有助于思想家的思索。受束缚的言论别具一种威力。君主强迫民众缄默的时候，作家就两倍三倍地加强自己的文笔。一种神秘的丰满，从这种缄默中产生出来，在思想中过滤，并凝固成为青铜体。历史上的高压政策，在历史学家身上压制出精确性。某一名作如花岗岩一般坚硬，无非是暴君重压的结果。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统治时期，比在苏拉统治时期感觉还要糟。在克劳狄和多米蒂阿努斯统治时期，卑鄙下流变成畸形，同暴君的丑恶相得益彰。奴隶的卑劣是专制者一手造成的；散发臭气的这些腐烂心灵，正是主子的写照；政权污浊，心胸狭窄，天良平庸，灵魂恶臭；卡拉卡拉朝代如此，康茂德朝代如此，埃拉加巴卢斯朝代也如此；然而在恺撒朝代，罗马元老院中只散发出鹰巢所特有的粪味。

一颗伟大心灵的正直，在正义和真理上高度凝结，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有暴动，还有起义，这是两种愤怒：一种不当，另一种正当。唯一建立在公正上的民主政体，有时也会发生一小撮人篡权的情况，于是全体起而攻之，要讨回权利，必要时还拿起武器。凡是属于集体主权的问题，全体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乱；要看土伊勒里宫容纳的是国王还是国民公会，才能决定对它的进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同一门瞄准人众的大炮，在8月10日是错的，在葡月14日则是对的。表象类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卫错误的东西，波拿巴则保卫正确的东西。全体在自由和主权的情况下决定的一切，不能由街头暴乱来改变。纯属文明的事物也是如此；民众的本能，昨天清醒，明天又可能混乱。同样的愤怒，反对特雷就是正当的，反对杜尔哥就是荒谬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捣毁船坞，聚众闹事，不公正地对待进步的人民，学生杀害拉缪，有人用石头将卢梭赶出瑞士，这些行为就是暴乱。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福基翁，罗马反对西庇阿，巴黎反对巴士底狱，这些都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都是同样的反抗，大逆不道的反抗。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正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世界。将一个世界赠送给人类文明，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光明，因此任何抗拒都是犯罪。有时，人民就曲解对自我的忠诚。群众背叛人民。例如，私盐贩子不惜流血长期抗争，为正当利益长期反抗，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得救的日子，即人民胜利的时刻，他们却投靠王室，转变为朱安党，从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这岂非咄咄怪事！愚昧无知的可悲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朝的绞刑架，脖领上还套着一段绳索，就戴上白徽章。“打倒盐税局”的口号却生出“国王万岁”的口号。圣巴泰勒米节惨案的杀手、九月惨案的凶手、阿维尼翁惨案的刽子手；杀害科利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勒夫人的凶手、杀害勃吕讷的凶手；米克莱、绿徽章、辫子兵、热愚帮、袖章骑士，这些全是暴乱。旺岱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乱。九九藏书网九-九-藏-书-网

由此可见，正如拉法耶特所讲的，在一定条件下，如果说起义可能是最神圣的义务，那么暴动就可能是滔天大罪。

这一切已成过去，未来当是另一番景象。全民公决的高妙之处，就是能从原则上消除暴动，又把投票权给了起义，从而解除了起义的武装。这样，战争就化解了，既没有街垒战，也没有边境战争了，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管今天情况如何，明天就是和平。

一般情况下，暴动的缘起是一种物质因素，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现象。暴动，就是马萨尼埃洛，而起义则是斯巴达克思。起义接近头脑，而暴动靠近肠胃。肚子发火了；当然，并不是每次肚子都错了。在饥饿问题上，暴动，例如比藏赛那次，出发点正确，令人同情也符合正义，但仍旧还是暴动。为什么呢？因为实质有理，而形式错误。虽然有理，但是野蛮凶残；虽然强大，但是胡作非为，如同一头失明的大象横冲直撞，一路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让安分的百姓和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还不知道为什么。为民求食，目的很好，而滥杀无辜，方式极糟。

尼禄之流的暴君统治一片黑暗，就应当用同样的色调描绘出来。单凭刻刀雕刻出来，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必须为之上色，将凝练犀利的散文倾入刻痕里。

在暴政统治下，作家被迫缩小范围，从而也就增聚了力量。西塞罗的和谐复合句，在威勒斯案件上勉强够用，用在卡利古拉身上就会显得迟钝了。语句紧缩，就增加了打击力度。塔西陀收缩着手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