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风雨京华
六 经筵与驱程
目录
第一章 食蓼少年
第一章 食蓼少年
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第三章 马入尘埃
第三章 马入尘埃
第四章 黄楼
第四章 黄楼
第四章 黄楼
第五章 乌台诗狱
第五章 乌台诗狱
第六章 黄州五年
第六章 黄州五年
第六章 黄州五年
第七章 飘泊江淮
第七章 飘泊江淮
第八章 风雨京华
第八章 风雨京华
六 经筵与驱程
第九章 书斋内外
第九章 书斋内外
第九章 书斋内外
第十章 杭州去来
第十章 杭州去来
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
第十四章 北归
第十四章 北归
后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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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职试题所引起的那场风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秘阁校理诸城赵挺之为监察御史。苏轼听说此人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时,逢迎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乱,当时监本州岛德安镇的黄庭坚向他请求道:“德安镇小民贫,不堪诛求,乞稍宽缓一步。”挺之悍然不许。现在因大臣之荐改职,须应馆试,苏轼当众批评道:“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


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年初,苏轼知贡举,文仲奉诏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闱后,力疾从公,终于不支病倒。考试未毕,闱内的人是不许出来的,大家劝他就在闱内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谢曰:“居官即应负责,岂敢因病自便。”于是病更沉重,勉强撑到出闱,呕血而死,丝毫没有“被绐愤死”的影子。公著门下有很多理学人物,大概是出于此辈的伪造。
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

还有一个张商英,字天觉,是章惇荐与王荆公,与薛向同为新法时期的理财能手。后来被舒亶出卖,宦途一直不很得意。苏轼早在凤翔签判时,就已与他相识。元祐初,司马光曾经有意要用张商英,来问苏轼,轼曰:
公著逊谢未知。程颐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实在令人寒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诏苏轼兼官侍读。苏轼对于此一参加经筵的任命,衷诚地欢喜接受。
据说当时程颐在经筵说书的情形,非常糟:“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聪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常自夸道:‘虽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语)当时哲宗皇帝还只有十二岁,不但不能接受他这种无九*九*藏*书*网影无踪的说教,对他那种高岸不逊的态度,尤其反感。

连诗题及款共三十四字。按唐制: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许缀中书舍人班;唐天宝元年,改中书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故所赐白居易前诗,恰符苏轼身份。

公著退朝,对同官道:“谏官所言,本来不能议论得失。不过主上现在年幼,将来如有谀惑上心的,仍要依赖左右诤臣,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路。”不错,尊重台谏,是宋朝的政治传统,但是台谏横言,使人人畏避,国家事,有谁敢做呢?

又挺之的岳父郭概当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调查,他却附会隐蔽,被苏辙弹劾,郭概、韩玠并行黜责。积此怨尤,赵挺之把苏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党势成,他便出尽死力,做了攻讦苏轼的先锋。
自从馆职试题案后,洛学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吕陶互为攻讦,几无宁日,太皇太后和执政大臣都已非常厌烦。于是把这两人同时调离谏职,出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调上官均为礼部员外郎。这个处分,使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这一形势,对于各派非常不利,单独上言:“吕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讦,事由苏轼、程颐交恶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党争,应该并逐苏、程二人。”又说:“吕陶依附苏轼兄弟为党,幕后实由太师文彦博从中主持。”同时又对范纯仁横加指摘,语皆无根。太皇太后认为贾易居然敢于侵犯国家元老,大为愤怒,一定要严加惩处,以肃政风。宰相吕公著奏言:“贾易的话也还正直,不过诋谤大臣太甚而已。”因此才得从轻发落,罢知怀州。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


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老僧欲往乌寺为公呵佛骂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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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是皇帝的教育成败,直接影响未来的国运,他要用循循善诱的功夫,将少年皇帝引向对知识、对历史、对治术逐渐发生兴趣的路子上去,培植圣学,陶铸人格。
讲读的期日,每年分春秋两期,春二月至端午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为下期。遇单日皇帝御迩英阁,轮官讲读。

在这段期间内,苏轼刚正率直的性格,开罪于小人之处很多,举例述之。

铜瓶洒遍不胜寒,雨点匀圆冻未干。
微生偶脱风波地,岁晚犹存铁石心。
中间承进职,虽少慰人望。然公当在庙,此岂足贺也。此间语言纷纷,比来尤甚,士大夫相顾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计乎?示谕,但悯然而已。
二则照当时的制度,臣子要陛见进言,并不容易。太皇太后垂帘以来,除了执政的宰辅、台谏、开封府尹和经筵讲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见的机会。翰林学士虽说是侍从近臣,平常亦只能从内侍手中承受文件,无由当面论政。现在得此侍读经筵的机会,就可以面向皇帝说自己要说的话,随时有进言的机会,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见。《辞免侍读状》说:“入侍迩英,其选至重,非独分摘章句,实以仰备顾问。”皇帝年纪还小,苏轼要将自己的思想、史识和政见,灌输给少年皇帝,培养皇帝知人论事的能力,则五六年后亲政时,希望以皇帝的权力与他所肯定的拯物济时的见解互相结合起来,就可使理想变成现实。这是儒者最高的机会,苏轼热烈向往。有人劝他九_九_藏_书_网少在皇帝面前说话,免被别人疑忌,苏轼认为以他所受恩礼之重,若复喑默不言,则是耳目尽废了,拒不接受。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

他的意思是要苏轼举荐(所谓一把茅草盖头,暗指荐字),荐他召入台省,他可以台谏的地位助他排斥异己。这种话,只使苏轼对他非常鄙视,吕相也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便将张商英调离中枢,出为提举河东刑狱。从此伏下祸根,到哲宗亲政时,张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诸臣,其因在此。

是年九月十五日,讲《论语》终篇,皇帝召执政、讲读和史官,举行秋宴于资善堂,以御书唐人诗,分赠与宴的近臣,这是前所未有的“异典”。苏轼所得是一首咏紫薇花的绝句:
这才是真识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迩英阁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后竹,气象幽深。殿前一对古槐,枝干插天,柯叶覆地,状如龙蛇,人称“凤凰槐”。苏辙于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迩英,记其所见,作诗曰:

是年八月间,程颐因一细事,烧起了满朝怒火。
自苏辙之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时入侍皇帝讲筵。苏轼欣幸老弟的得步青云,他认为宋代大臣,从讲筵间出身的为多,细数当今朝中大老,如仆射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尚书右丞刘挚,莫不如此。故为兄弟相继入侍迩英,作绝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于是由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首先发难,连章力诋程颐不宜再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辞非常激烈,他说:“程颐污下𪫺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此时,司马门下的刘安世、刘挚也都参加进来,攻击程颐。器之说:“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缙绅之间,号为五鬼。……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何不尽九*九*藏*书*网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颐等五人,独被恶名。”孙觉说:“若夫纷纷之论,致疑于颐者,非独臣言也。直以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要君索价而已。”苏轼也上章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指他为“缙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容”。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颐终于被黜,出为管勾西京国子监。
至于讲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苏轼怎么讲,固无记载可见。但他曾经赞誉范祖禹的讲书:“言简而当,无一冗事,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讲书三昧。”推为经筵官第一。他对讲书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来很好,其动听当亦不在范淳父之下。
在举朝汹汹的驱程风潮中,攻击程颐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据《吕申公家传》的记载,吕公著责怪他受了苏轼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来是个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他做谏议官,遂为浮薄辈利用以害善良,后来觉悟被人所绐,才愤郁呕血,以致不起。”
现在他任权开封府的推官,眼看苏轼位望日隆,自恃与他相熟,便写信给苏轼说:


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所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去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不允,寻复进职经筵。今执政大臣有阙,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庶几轼不遽及于悔吝。
苏轼于文仲之丧,拊其柩悼哭道:
回首曈昽朝日上,槐龙对舞覆衣冠。
他再推进一步,搬出礼法来:“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据程颐的消息,入宫请安。太后问他们从何得知,他们把程颐的话都据实奏了,太后很不高兴。
坐阅诸公半廊庙,时看黄色起天庭。九九藏书
有一天,皇帝因患疮痛,不能御迩英阁听讲。恰巧这天程颐轮值,所以先得这个消息,便往见宰相吕公著,当面责问道:“上不御殿,您知道吗?”
苏轼觉得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很像唐人白乐天。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与他自谪居黄州,起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拜中书舍人,出处老少,大略相同。乐天罢官,悠游林下,所以他也希望:“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诗曰:
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经父者,今无有矣。(《宋史》)

苏轼力矫程颐之弊,逢到他轮值进讲的时候,就拣选历史故事做教材,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讲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缘由,希望这种富有启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为童龄皇帝所接受。
程颐曾说:“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以程颐当时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处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为功名富贵,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显明。不料一个皓首穷经的人,一旦投身官场,便为政客门人所包围,所利用,竟至被人指为“五鬼之魁”,指为奔走权门,要君索价的角色,狼狈去职,实甚可悲。

洛蜀双方互相攻讦之初,刘挚、刘安世那一班司马门下的官僚集团人物,只是非常冷静地坐在高山看虎斗,一旦胜败之势初分,他们立即发动最强的阵势,参加进来,将弱势一方的首脑,一击倒地。
曈曈日脚晓犹清,细细槐花暖欲零。
苏轼答慰吕陶外放书,有曰:
温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剩下人数不多的几个蜀人,便易对付,慢慢再来收拾。但是,苏轼声名太盛,帘眷太隆,却千万不能让他再进一步,登上执政的地位。于是有极善投机的谏议大夫王觌上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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